在蜀国阵营中，姜维属于后来者居上的人物。

　　最早献身曹魏的国防事业，军事才能不须说，连神机妙算的诸葛亮都曾一度败于其手，可见此人本事了得。这样的人才，在蜀国不多见，但在曹魏阵营中却是不少，像司马氏兄弟、邓艾、钟会等人，都是出了名的将帅之才。从来物以稀为贵，姜维在魏国有这些人给比着，倒也显不出有多么优秀。

　　或许就是蜀国人才匮乏的缘故，诸葛亮遇到此等人物，顿时有了收降之心。于是采取离间之计将姜维收到了麾下，目的就是精心调教，为将来的蜀国留下一个统帅三军的得力干将。而姜维，在魏国本就不怎么显山露水，见诸葛丞相如此看重，自然也就乐得归降了。事实证明，姜维的选择没有错。有了诸葛亮的倾力栽培，姜维的军事智慧日臻成熟和完善。唯一的不足在于，姜维年轻，威望和地位还不足以驾驭大局。因此诸葛亮垂危之际，并没有让姜维完全接替自己的位置。

　　秋风五丈原。当李福奉刘禅之命前去询问诸葛亮后事的时候，诸葛亮先推蒋琬，再荐费祎。两代丞相人选都安排妥当了，却唯独对姜维没做特殊交代，可见诸葛亮并没有让姜维独当一面挑大梁的打算。

　　这让姜维很伤心也很失望，本想继承诸葛老师遗志，以攻为守，为蜀汉赢得更大生存空间。但孔明的交代非常清楚，三权分立，各负其责，自己作为军事干部，要想获得爵禄地位就只能依靠军功。于是姜维连连上表，定要出师北伐。早前，诸葛亮是六出祁山，后来姜维却是九伐中原，比诸葛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显然，蒋琬、费祎都是宽济博爱、墨守成规之人，对姜维穷兵黩武、一意北伐并不感冒。意见有分歧，矛盾自然也就产生了，于是费祎就出面做姜维的工作：“吾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不如且谨守社稷，以俟能者。”不料姜维却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似此迁延岁月，何日恢复中原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见姜维不听劝告，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

　　问题是，打仗不仅要花钱，而且还是要死人的。胜了劳民伤财，劳而无功，败了却免不了招致非议。何况，朝廷的银子都用到了打仗上，刘禅的花钱问题自然就显得捉襟见肘。更加上姜维常年领兵在外，与领导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时间长了，流言蜚语满天飞，搞得姜维很被动。本来北伐就不被人看好，形势的发展对姜维极其不利。而后来在对宦官黄皓的处理问题上，姜维偏偏又与最高长官刘禅发生了分歧。

　　姜维忠诚，忠诚的人喜欢认死理，非要去找领导理论。这一来就闯祸了，虽说刘禅有修养，最后还是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卿何容不了一宦官耶。”此语一出姜维明白了，自己不比诸葛老师，在皇上心目中的位置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经此一事，姜维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和处境。正在愁眉苦脸的时候，还是郤正给他出了个主意：“可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麦熟以助军食；二者，可以尽图陇右诸郡；三者，魏国不敢正视汉中；四者，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之；五者，足以避其祸乱也。此乃保国安身之法，可早行之。”姜维一听恍然大悟，于是依计而行，屯田避祸。开荒的开荒，种地的种地，一副繁荣景象。

　　要说郤正的主意不可谓不好，问题是军队是一个战斗集团，你不去搞军事训练，却在那里搞起了“农副业生产”，军队变成了“生产队”，军人变成了农人，原有的军事机动性随之消失，战斗力大大削弱。

　　这让魏国有了可乘之机。邓艾分明看出了蜀国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最终不顾钟会的冷嘲热讽，毅然决然率领“敢死队”偷渡阴平，奇袭成都，于是刘禅投降。看大势已去，姜维只能勉强支撑，诈降钟会，杀害邓艾，做垂死挣扎和最后一击。

　　想来诸葛亮不让姜维“接班”也是有道理的：生逢末世，君王昏庸，再大的本事也难成大事。倘若姜维接手诸葛亮的全部事业，蜀国必将陷入更多的、无谓的的征战杀伐之中，直至像自己一样——到死方休。于国于民，有何益处？与其做无谓牺牲，不如分散姜维的权力，再给姜维找几个对手加以牵制，让蜀国自生自灭，顺应历史潮流。

　　对于诸葛亮的良苦用心，姜维并不理解，倒是后来司马昭说得极其到位：“人之无情，乃至如此！虽使诸葛亮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