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和《容斋随笔》都记载了一个“宋太宗断家务事”的故事。

　　北宋初年有个名叫王宾的大臣，十三四岁起就跟随在赵弘殷（宋太祖、太宗的父亲）身边打拼，出生入死，南征北战。这个人水平不高，也没有立下什么盖世奇功，唯一的长处就是办事谨慎，为人比较老实。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他以皇帝侍从（东头供奉官）的身份，被派到亳州去做监军（古代国君以监军督察大将），这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监军这个职务级别不一定很高，但是权力很大，多由皇帝比较看重的亲信担任。当时朝廷明确规定，像监军这样到外地任职的官员，是不允许带家眷一同赴任的。但是王宾的妻子嫉妒心很强，是个有名的悍妇。她生怕王宾到了亳州没人管束，养了小妾或者到处眠花宿柳，于是不顾王宾苦苦劝阻，擅自带家人到了亳州。王宾不敢知法犯法，只好把实情向宋太宗奏明。太宗将王妻召回京城，命卫士将其按倒重责一百大板。打了人不算，还将她配给忠靖营的士卒为妻。我们知道，由官府指配给军卒做妻子的，大多是犯了重罪的罪犯妻女，实际上是奴隶身份。推算王妻年龄应该四十岁左右，好歹也是京官的家眷，哪受得了如此羞辱，没过几天就死了。以她的性格分析，我猜想她八成是自杀身亡的！

　　读了这段记录我曾想：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然国家规定官员异地任职不得带家眷，虽然是王妻不听劝阻擅自移居亳州，但违法主体毕竟是官员身份的王宾。依照法令处理王宾，将其罢职回原籍即可。一家尚且不治，何以监军？退一步说，就算是亳州的工作需要王宾，强制要求他的家眷离开亳州也就是了，杖责其妻已显过分，将其配给他人更是没有道理！赵光义作为一国之君，不把案件交给有司依律处理是为无法。不念王宾数十年追随之义，将其妻子比照犯妇处理是为无情。不讲法律且无情无义，这赵光义实在算得上无道昏君！

　　近日关注“薄案”庭审，对这件史实突然有了新的理解，感觉赵光义此举或许大有深意。宋代讲究高薪养廉，官员薪俸比较高，其他方面的待遇也相对较好。就说这“官员赴任禁带家眷”的规定吧，朝廷在颁布禁令的同时，又规定对官员家庭发放安置费，让官员可以安心在任上工作。我想朝廷颁布这条禁令的目的，无非是要解决廉政的问题。试想，如果官员异地任职可以随意带家眷的话，势必七姑八姨大侄子小舅子都会蜂拥而至赶赴官员任所。他们假借官员的威势，你负责政府工程，他负责包揽诉讼，任人唯亲、假公济私乃至于欺男霸女、谋杀陷害之举，恐怕都是无法避免的。薄熙来在辽宁包括大连任职期间，其妻子谷开来仅律师事务所的净收入就高达4000多万元（见薄熙来律师辩护词）。那么，他在北京、重庆任职期间，亲属故旧又发了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财呢？当一个官员升到一定的级别，而且他又敢于或者善于在禁区附近游走之时，法律对他又有多大的约束力？我想宋太宗很可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宋初抑制藩镇势力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顿大酒就解决问题了。所谓“稍夺其权”，就是慢慢地剥夺藩镇的权利，有一个渐进过程。由中央政府向藩镇管辖的州府派员管理地方，向军队派遣监军监督军队，让官员直接向中央负责（而不是向藩镇负责），这是北宋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当时向地方派员经常由皇帝钦点，不贪婪无度、不骚扰地方是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官员举家赴任，难免会出现预想中的廉政隐患，对收复南方、安抚百姓非常不利。因此，宋太宗辣手断案虽然很不近人情，但是杀鸡儆猴的目的还是很明显的。

　　王宾侍奉过宣祖（赵弘殷）、太祖、太宗三朝，前后长达将近六十年，活了七十三岁。他一辈子没做过大官，最后一个职务是通许镇都监，大致相当于师级军官。他把毕生积蓄都用来供奉佛祖，抑或有超度亡妻的目的。担任黎阳护军时，他发现一个残破的古寺基座，于是自己花钱修复古寺。后来，宋太宗赐名该寺为淳化寺，并赐新印经文一藏、钱三百万。据说该寺至今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