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2年日本国会议员伊东秀子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三份电报，证实台湾也有“慰安妇”，台湾妇女救援会随即展开了调查。1992年6月底，妇援会发布了“台湾‘慰安妇’首度个案调查分析报告”，公布了第一批13名受害妇女的情况。年底，又发布了“台湾地区‘慰安妇’调查个案分析报告”，公布了48位（包括第一批13位妇女）原“慰安妇”的情况（其中38位仍然幸存于世）。随后几年中，妇援会继续扩大调查范围，又于1997年发布了“台湾地区原住民‘慰安妇’访查个案分析报告”，公布了14位原住民受害妇女的情况。上述52位受害妇女结束“慰安”生涯后的生存状态如下：从婚姻状况来看，原“慰安妇”的婚姻关系不稳定或不美满，且以单身未婚与同居为主要的婚姻状况。有二度至五度结婚者。

　　从工作性质来看，以替人洗衣、煮饭、打扫、做手工等为主要工作。从生活形态来看，随工作需要到处迁移漂泊以为生，生活孤独，晚景凄凉。有的由于经济能力低，已成为或正申请低收入经济补助户。

　　从身体状况来看，不孕为普遍的现象。在妇女救援会首次调查的13名原“慰安妇”中，有9名不孕，高达近7成的比例。多数妇女患有胃病、气喘、心脏及肺气肿病、妇科疾病等等。

　　从心理感受看，虽然事隔五十年，但多数妇女仍然感到羞愧、怨叹、愤怒。目前，在中国大陆幸存的原“慰安妇”约有150名，接受各调查机构、团体、个人调查的原“慰安妇”约有50名，但由于各种原因尚不能得出原“慰安妇”的整个生存状态如何。仅依据笔者目前掌握的山西盂县的24位原“慰安妇”的情况看，她们的生存状态与原台湾籍“慰安妇”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个人命运来看，有因无法忍受舆论压力而自杀身亡的，有神经失常的。山西盂县西烟镇南头村的南二朴，1942年春被驻守西烟镇的日军抓去作慰安妇，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其间曾怀孕生有一子，后夭折。1944年南二朴逃回南头村。解放后，南因这段经历曾经被关押两年，后虽然放出，但经不住社会舆论的压力，1967年上吊自尽。上面提到的山西盂县的那位姓杨的妇女1942年春被日军抓去作“慰安妇”，后被家里人赎回，但因精神受到刺激，神经失常，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从经济来源看，24位受害妇女普遍都以务农为生，无任何其他经济来源。所处地为太行山区，土地贫瘠，收获不丰。又因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因而与子女关系不和，大都与子女分开单过，因而生活相当艰难。

　　从婚姻状况看，大部分受害妇女的婚姻关系极不稳定，离婚多次或数度被人抛弃的现象较为普遍。盂县西烟镇南村的赵润梅和后河东村的尹玉林因曾经沦为日军的性奴隶，遭到日军的残酷蹂躏，丧失了生育能力，二人前后两次被丈夫遗弃。

　　从生育状况来看，24名受害妇女中，有60%的妇女丧失了生育能力。从身体状况来看，24名妇女全部患有妇科疾病，此外，还患有程度不等的头痛、颈椎疾病、胃痛、关节痛、心血管病。在笔者亲自调查过的4位妇女中，有3位做过腹腔内肿瘤切除手术。

　　这仅仅是盂县这个局部地区受害妇女生存状态的粗略概况。要想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尚需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目前，中国大陆“慰安妇”这种“青春不堪问，老境却堪怜”（李敖先生语）的命运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的关注，因而与台湾、韩国的原“慰安妇”相比，她们也未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救助。目前台湾幸存的原“慰安妇”每人每月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15000元台币的生活补助，另外，台湾省政府社会处每月也为她们提供15000元的生活补助。此外，她们还可以享受医疗、住院、健康检查等补贴。韩国政府1993年通过政府立法，为每位受害妇女一次性提供约6100美元补助，及每月185美元养老金以及其它一些生活补贴。自1997年起，韩国政府又把每位受害妇女的生活补贴提高为每月50万韩元。政府还为每位受害妇女提供免费医疗保险等。〔⑩〕

　　对原“慰安妇”生存状态的研究，由于档案材料的缺乏，大量的是需要通过调查访问获取第一手的材料，因此是一个较为庞大而又繁琐的课题，无论从所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来看，还是从所需要的调查手段和方法来看，都不是某一专门的学科和学者所能完成的，因此，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多学科的调查研究机构。事实上，目前“慰安妇”问题已经吸引了多门学科学者的关注和的研究兴趣，史学、法学、社会学、女性学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该问题都有论述，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建立一个统一的多学科的调查研究机构不是没有可能。

　　目前已知的中国大陆幸存的慰安妇有150名，其中绝大多数仍然在保持缄默，尚未将自己的受害事实公之于众，如果能够关注她们的生存状态，使她们能够得到真正关心和救助，同时也使她们感到世俗观念对她们从歧视到同情的变化，相信会有更多的受害妇女站出来揭露日军的罪行，也将进一步推动“慰安妇”问题的研究。本文摘自《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 作者：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