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个叫宋祁的大才子，就是那位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令同僚惊艳的“红杏尚书”。他的父亲宋玘，曾在常州当了十年法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将处决，宋玘必拿着判决书告诉囚犯：“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给死囚安排了比较丰盛的最后一餐。临刑之际，“囚皆叩颡感泣”。待犯人伏法后，又替他们请来僧人“诵经忏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对宋玘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

　　我们当然可以说，宋玘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不过我这里不准备过多强调个人的美德，因为宋玘所执行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是一套宋人已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根据宋朝的立法，这套“临刑关怀”制度包括七个层面：一、死囚被处决之前，“仍先给酒食”，允许犯人的最后一餐吃好喝好；二、“听亲戚辞诀”，犯人享有在临刑前会见亲人、进行人生告别的权利；三、“示以犯状”，即当众宣读犯人的罪状、判决、断由（法律依据），不搞秘密宣判；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东西塞住临刑死囚之口，要允许他说话；五、若死囚“翻异（翻供喊冤），或其家属称冤”，必须中止行刑程序，快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元丰令》）；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时分（黄昏）行决，“经宿乃许收瘗”，尸首第二天由亲属领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挠；七、没有亲属、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给予体面的安葬，“诸囚死，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天圣令》）。

　　当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为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请了僧人来替被处死的犯人念经超度，这种指向终极关怀的“临刑关怀”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会允许神父进入监狱为死刑犯祷告的人道主义做法，毫不逊色。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众死囚要对宋玘“叩颡感泣”，甘愿来生“作狗马偿厚德”。

　　宋代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华夏的优良法制传统。至迟在唐代，政府已经立法确立了“临刑关怀”制度。《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后（即黄昏）行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于官地埋瘗，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冢上，书其姓名”。五代时，军人专权，烽烟四起，法纪也成为一纸具文，以致“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令给丧葬行人载于城外，或残害尸洌”。后唐的法官张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抛尸荒野，建议政府沿用唐令中的“临刑关怀”原则。朝廷“从之”。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临刑关怀”制度继承了下来，并把它发展得更加完备，比如立法强调“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面目”，这等于从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临刑称冤”的权利。唐代时，武则天曾将犯人封口处决，破坏了“临刑称冤”之制，宋朝的立法，是对武则天败坏法制的拨乱反正。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而对于即将被法律剥夺走的生命，古人也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比如建立一套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北宋哲宗年间，由于地方司法当局对这套“临刑关怀”制度的执行不甚得力，比如有些州县对临刑的死囚，“以纸钱厚蒙其首”，又有一大群执法人员围着“传呼鼓噪”，导致其“虽欲称冤，无复有可言之理”，也妨碍了亲戚辈“与囚辞诀”。朝廷认为“此其间不能无滥”，存在着滥杀犯人的司法腐败，便派遣“谏官、御史分决诸城畿甸之狱”。

　　有一位叫做林旦的殿中侍御史也领受了这项任务，但他告诉皇帝：“臣之此行，不过办决一时囚系而已。”意思是说，这种委派钦差大臣下去办案的整风运动是治标不治本的，效果有限。那么什么才是治本之策呢？林旦建议，朝廷应该“戒敕狱官，务在遵守”《元丰令》所规定的“临刑关怀”制度，“若尚敢违敕，令统辖官司觉察按劾，并许被苦之家申诉，立为受理”。只要严格执行制度，“积年之弊，自此顿革，辇毂之下，无有冤人”。宋哲宗同意了林旦的建议，“诏刑部立法以闻”。

　　我们不敢说“临刑关怀”制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实行下去，更不能说宋代已实现了“辇毂之下，无有冤人”，不过应当承认，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临刑关怀”制度，而且立法规定“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对违制的司法机关，鼓励台谏官弹劾，允许“被苦之家”控告，确实是难能可贵。因为，即便是一千年后的政府，也未必做得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