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制社会的统治者们虽然对外不断地宣传仁义道德，他们自己却总是采取违背人性的暴力独裁手段。韩非子就说‘主上用刑，若电若雷’，秦始皇也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成了决定和支配一切的无上力量。隐藏在这个‘上’的权威背后的，是个人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人的喜好、憎恶成为权力使用的心理依据。于是，‘我就是权力’，‘我就是真理’，成为古今专制统治者的普遍意识。

　　显然，皇权象征着地位，而地位对于整个社会的诱惑力主要来源于它所包含的权势和巨大的物质内容。人们崇拜权势，因而一旦获得了这种权势之后，就会去仿效、重复那些曾经厌恶和仇视的生活、行为方式。譬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常常被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反抗压迫的农民领袖很容易‘变脸’，从‘温柔敦厚’变成‘凶神恶煞’；这也不奇怪，农民意识本身就是产生专制官僚和皇帝的沃土；这就是改朝换代在中国常常有，而独裁专制却依然如故的原因。

　　专制主义、宗法制度、小农经济使得中国近代以来闭塞而落后。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一段时期内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时，英国也开始了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的要求。可是，在清朝官员心目中，近代科技和英国如何呢？乾隆时，俞正燮说：西方科技只不过是‘鬼工’，知识在脑不在心的说法是西人‘心窍不开’的产物。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清仁宗接见了要求通商的英国使者罗尔美、马礼逊，但怒其不懂三跪九拜、冠冕服饰之礼，竟然拒收礼品；后来，弄清了原因在于衣车未至时，才慈心稍发，敕免了英王，并在敕谕中希望英王‘嗣后毋遣使远来’；中国就这样错过了一次历史性发展机遇。同治时，御史吴可读在奏折中云：‘洋人无异于禽兽，使其行三跪九叩之礼，有如强禽兽而行五伦之礼，能使其行，不为朝廷之荣；不能使其行，亦不足为朝廷之辱’；光绪时，大学士文治反对现代文明，竟然写诗曰：‘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大学士徐桐见洋人面见皇帝时不肯下跪，断定洋人没长膝盖，于是发给士兵人手一个长竹竿，以便在战争中把洋人打倒，他认为，洋人被打倒后就起不来了。17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指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值得羡慕；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言，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作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封建皇帝和官员就是这样目空一切，以高高在上的愚昧心理看待整个世界，长期的闭塞和乡土生活使得他们不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在与世隔绝、闭目塞听中盲目自大，其结果就是被坚船利炮所打败。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闭关锁国、唯我独尊的事，声称自己的制度最优越，要去拯救天下劳苦百姓，殊不知在世界上算咱们中国人生活得最惨！我们不仅贫困，而且心灵在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