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层面，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洛克、哈耶克那一路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结合了社会主义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论在理想境界还是现实问题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并非完全疏离，相反倒具有某种亲和性。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慢慢接触和了解新国家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层面他们还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不过，群众性运动疾风骤雨，如何等得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转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顾颉刚抱怨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二十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

　　思想改造运动自有从延安开始的一套办法，理解要转变，不理解也要转变。这就是向知识分子大喝一声：你的立场站错了！从儒家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都相信家国天下、士志于道，自信热爱社稷、心系黎民。两千年来，纵然读书人有百般缺点，但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还从来没有被怀疑过。然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之中，知识分子赖以自信与自尊的基石被两种谁也不敢反对的意识形态彻底摧毁了。摆在读书人面前的，是两个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一个是民族主义：你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还是中华民族立场？另一个平民主义：你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还是平民大众一边？正是这一“态度 / 立场决定论”,从第一个回合交手，就瓦解了读书人的思想学术防线。

　　抗美援朝不仅是一场对外的民族战争，也是一场国内的思想运动。知识分子自以为爱国，但为什么你们有如此深刻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结？你们清华留美学堂出身，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喝着帝国主义的狼奶长大，言必称柏拉图、杜威，谈起西方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又了解多少？……在义正词严、排山倒海的大批判面前，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纷纷惶惶然，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文化买办和学术洋奴，只能举手投降。

　　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也有另外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选择考验着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不少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新民主主义路线和唯物史观，但无法接受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相信梁漱溟的说法，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土改运动当中，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团，让他们亲眼见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知识分子原先以为自己与人民大众有天然的感情，一到农村，发现自己早就与社会脱节，与人民疏离。沈从文在给夫人张兆和的家书中沉痛地说：“土改以后，觉得自己在城市中胡写几十年，与人民脱节无一是处，痛苦之极。”

　　宋代以后的平民主义趋向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根深蒂固，具有价值上的合法性。当组织上要求知识分子检讨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他们在理性上真的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需要认真地反省和检讨。而原先崇尚的个人独立和学术自由，又被批判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等同于私，人民等同于公，这样的公私二分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个人主义就是与中华民族与人民大众对抗。通过政治上的“分清敌我”,将思想与学术政治化，将学术问题化约为思想立场，将思想取向化约为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和政治失去其合理的边际分界，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立场问题，这使得知识分子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于是自我作践、自我矮化未必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失去了自我。然而，思想真的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暴风雨运动得以改造，得以重新塑造吗？王元化先生在《癸酉日记》之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在江南闷热异常的梅雨季节，回眸那段心路历程，“故国人民”真的应该走出无知与健忘，“有所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