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初有两个官员，都姓宋：宋濂、宋讷。两人年龄差不多，宋濂生于1310年，宋讷生于1311年。明洪武年间，宋濂被任命为修编《元史》的总裁官，宋讷则当上国子监祭酒（类似于京师大学校长）。

　　这一日，宋濂大概遇上了开心事，叫了几个朋友宴乐饮酒，喝得很HIGH,不过宋濂为人谨慎，酒喝高了也从不说胡话；宋讷则碰到一件闹心的事情：他的一件茶器被国子监几个学生撞倒、跌碎了。可能茶器比较宝贵，宋讷很生气。（《明史》中这两件事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天，出了叙事的趣味，我们放在一起说）

　　第二天上朝。朱元璋笑眯眯问宋濂：“宋爱卿，你昨天是不是喝酒、喝高了？”宋濂不敢隐瞒，说：“是的，陛下。”朱元璋又问：“坐客为谁？馔何物？”宋濂都照实回答。老朱听了很高兴，说道：“诚然，卿不朕欺。”宋濂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欺骗皇上。原来，皇帝早已“密使人侦视”,暗中派了情报人员盯着宋濂，将宋濂请客饮酒的全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如果宋濂刚才说的有一句假话，立即就犯了欺君之罪，保不准会被老朱砍了脑袋。当时被朱元璋砍脑袋的大臣不知有多少了。有一段时间，正是“严打”风头，大臣每日上朝前，都要跟妻儿告别，交待下后事，以免上朝后被皇帝寻着什么理由抓起来，连个遗言都来不及留下。

　　朱元璋又笑眯眯地问宋讷：“宋爱卿，昨天你又为什么生气啊？”宋讷心里暗惊，老老实实回答：“昨天学生打碎了一个茶器，我心中惭愧教导无方，所以生了闷气。陛下何自知之？”老朱回手一招，叫太监给了宋讷一幅图画，画的正是宋祭酒，“危坐，有怒色”.宋讷赶紧跪下来谢主隆恩。原来，朱元璋暗中安排了擅长速写的特务监视宋讷，特务将宋讷生气的形态都活龙活现给绘制下来，呈交皇帝。

　　这两件事，显示了明代窃听系统的发达，当时可能每个大臣的身边，都有卧底或者暗中埋伏的情报人员监视着。朱元璋生性多疑，对治下的官吏军民极不放心，安插了众多监视的耳目。这些密探并不隶属于政府，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每日他们监听到的大臣动向包括私生活情况，都要汇报给皇帝。

　　二

　　布控耳目、监视臣民并不是朱元璋的独创。中国历史上战争频繁，政治斗争层出不穷，出于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之需要，很早就出现了负责窃听的情报人员，如我们熟悉的“四大美人”,其中就有两个是情报人员：西施是越国安插在吴王夫差身边的间谍；貂蝉是王允安排在董卓与吕布身边的间谍。战国时期，各国征战不休，间谍组织更是少不了，《六韬》中便记载了中国古老的间谍组织：“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揽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侯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秦代之后，历朝都设有为政府服务的情报机构或情报人员，负责监听敌人的军事举动与臣民的隐情。如汉代的“直指绣衣使者”,便握有监察官员和王公贵戚违制行为的大权，必要时还有权调动军队、诛杀官员。唐代时，武则天在内廷“丽景门”内置立制狱，令来俊臣等酷吏审理案件，凡入丽景门者，百不全一，时人称丽景门为“例竟门”,意思是说这个鬼门关进去了就出不来。“例竟门”也具有监听群臣的功能，来俊臣还着有一册《罗织经》，便是一部“特务行动指南”.宋代的“皇城司”也负有特务职能，史载“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监视官民动向，不过皇城司的规模有限，而宋代皇帝“虑其恐喝骚扰”,对其权力也作了限制，并没有执法权。

　　到了明王朝，特务系统与窃听网络才突然变得高度发达起来。朱元璋先是设立“检校”,类似于秘密警察，由亲信文武官员充任，“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随后又成立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俗称“锦衣卫”的“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赋予其侦察、逮捕、审问官民的大权。锦衣卫直接效忠于皇帝、独立于政府，首领为“都指挥使”,下设“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二人，“镇抚使”二人，“千户”十四人，下面又设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总旗、小旗等若干头目；再下面就是普通的锦衣卫密探，叫做“力士”、“校尉”.鼎盛时期，锦衣卫密探多达五六万人，耳目遍布天下，乃至“街涂沟洫”都有锦衣卫布控。监视宋濂与宋讷的，大概就是锦衣卫密探或检校。

　　朱元璋布下的窃听系统，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明初有个叫做钱宰的老臣，被皇帝安排去编辑《孟子节文》，因为工作辛苦，钱宰吟了一首诗，发点小牢骚：“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次日，钱宰上朝，朱元璋便笑眯眯对他说：“钱爱卿，你昨天做的好诗啊。不过朕没有嫌你迟到，改成‘午门朝见尚忧迟’如何？”钱宰吓得屁滚尿流，拼命磕头谢罪。朱元璋大度地说：“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未久，朱元璋果然让钱宰致仕，退休回家养老（事见明人笔记《水东日记》）。

　　三

　　朱元璋创设的锦衣卫特务系统已经十分庞大，但他的子孙还不放心，又相继设立几套窃听网络：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置“东缉事厂”（俗称东厂）；明宪宗朱见深又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东厂之外增设西厂；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设“大内办事厂”（内厂）。三厂均由宦官统率。西厂与内厂时设时废，东厂则几乎伴随整个明王朝。

　　锦衣卫的情报网络已是非常发达，三厂的监视技术更可以用“恐怖”相形容。据《明史》记载，明熹宗时，太监魏忠贤提督东厂，“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民间偶语，东厂立即便能知悉，仿佛人人身边都设有窃听器。

　　曾经有五个人，客居京城，一日在旅店喝酒，酒至酣处，其中一人说：“魏忠贤这个阉人，快要倒台了。”其他四人大惊，叫他千万别乱嚼舌头。先前这人借着酒劲，说：“切，魏忠贤虽横，但现在他又不在这里，难道还能剥了我的皮不成？我怕什么？”不久酒席就散了，五人回房休息。睡到半夜，忽然房门被踢开，一伙人执着火把闯进来，一个个照着脸看，然后将五人全部抓走。来人正是东厂密探，五人被抓到东厂刑场内，那个骂了魏公公的家伙被剥光衣服，手足钉在门板上。魏忠贤笑眯眯对他说：“你不是说我不能剥你的皮吗？我试试能不能剥。”命人将滚烫的沥青浇遍那人全身，待凝固后再用刀割椎敲，竟将整张人皮剥了下来，惨不忍睹。其余四人吓得快要死过去了，魏忠贤却“每人赏五金压惊”,放了他们（事见明末笔记《幸存录》）。

　　魏忠贤这么发达的监听技术，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人肉情报网络之上的。东厂设提督一名，为最高领导，下面又设一名“千户”,一名“百户”,若干名“掌班”、“领班”、“司房”,各司其职。具体负责侦缉、窃听的秘密警察叫做“番子”,“番子”头目叫“档头”.“档头”还雇佣了一大批市井流氓充当线人，称为“打桩”.“打桩”每探听到一事，便密告“档头”,“档头”再视事情大小轻重付给酬金；“番子”也每天潜伏于市井酒肆、大街小巷，甚至在远州僻壤也出现“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即东厂的探子。王公大臣、公主驸马的宅第，均有东厂的“人肉窃听器”,如朱棣篡位后，“尝夜遣小中官（太监）潜入殷第（指驸马府），察之”.

　　在电子监视技术发明之前，朱明王朝可谓将“人肉窃听术”发挥到极致，其发达程度，恐怕有些近代国家也要自叹不如。而寄生在这个窃听网络上的特务、特务头子，也因特务政治的逻辑，获得了可怕的隐权力。明代宦官之祸，即因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