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汉高祖的藉孺，汉惠帝的闳孺，汉孝文帝的邓通、赵同、北宫伯子，汉武帝的韩嫣、韩说兄弟和李延年等。

　　这些人于文大都一窍不通，唯一的长处是狐媚惑主而求得宠幸，所以与文士毫不相干。

　　具体说到屈原，

　　《史记·屈原传》开篇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疆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这短短的几句话告诉了我们，屈原是以他高超的内政外交才能深得楚怀王的信任而身居要职成为朝庭重臣的。是一位掌握国家内政外交大权干实事的权臣、谋臣和干城。

　　他主政时为楚国谋划的联齐抗秦方针无疑是一条利国利民的正确路线，使他无可替代的成了楚国爱国力量的代表。没有他的楚国，马上就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成了秦国的口中之食，不但国土被强秦所侵，连怀王自己也被秦国所虏，最后落得个身死异乡的下场。由此可见，屈原对于楚国的存亡盛衰具有何等重大的影响！一个弄臣特别是佞幸之臣哪有可能具有如此大的潜能！

　　四 以宋玉的为人推定屈原的为人的荒唐逻辑

　　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的第三疑是：“以宋玉的职业来证屈原的身份。从《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里孙先生证明了宋玉不过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佼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且很不庄重。而司马迁明说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当日和怀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说的一句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将后出世的宋玉的为人推定为故去的屈原的为人，其荒唐之处有两处。

　　一是，这个孙次舟对《史记·屈原传》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为何偏偏不否认这一句话而把它当作真实来说事呢？可见孙次舟在文史研究中的严重唯心唯我偏向--唯我所用的拾之，不为我所用的则弃之。

　　二是，以师从某人辞令的后人的职业和品行推定其师的职业和品行，无异于以子女的良莠推定其母的良莠。俗话说，一娘生五子，五子各不同。究竟以哪个为标准来推定他们的母亲呢？还有一个古往今来的常见现象--师从孔门的许多儒生干起了男盗女娼的勾当。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定孔子本人也干的是盗淫的勾当！

　　再说，即使可以按照孙次舟的这个逻辑进行推定。你孙次舟对宋玉所作的评价又是怎么来的呢？你的”史源“在哪里？就凭他写的这三篇赋！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三篇文学作品吗？作为一位历史教授，连司马迁的《史记》也不相信，却将宋玉的三篇文学作品等同于史书，你自己说说，荒唐不荒唐！

　　譬如这篇《登徒子好色赋》，即使真是宋玉本人写的一篇记叙文，也是面对登徒子攻讦他”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而作出的一番自辩，哪有半点陪着楚王说笑”并且态度很不庄重的影子“!

　　至于《高唐赋》和《神女赋》，则可以肯定是两篇浪漫色彩十分浓重的文学作品，”巫山云雨“只是一个传说的神话故事，宋玉陪楚王出游之说很可能只是文章的一个起兴而已。怎么可以推定出宋玉是态度很不庄重地有陪着楚王说说笑笑呢！

　　五 孙次舟曲解《离骚》留笑柄

　　孙次舟《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的第三疑是曲解《离骚》，以《离骚》内证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他认为：

　　离骚中每以美人自拟，以芳草相比，说”昭质未亏“,说”孰求美而释女“,又好矜夸服饰，这都代表着那一时的风气。《离骚》当作于怀王入秦以前，是这位文学弄臣，因与同列”靳尚之流“争宠，遭受谗言，使气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见召回，以绝望自杀时的一封绝命书。他分析其内容，认为那里”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譬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被他直译为”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则被他直译为”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等。在他的这种曲解下，整个《离骚》便成了一篇俗不可耐的十分直白的描述失恋心态的长篇叙事诗。如此直白的语言，如此猥琐的情事。不用说其思想价值一无可取，其艺术价值也荡然无存了。

　　孙次舟对《离骚》所作的这些曲解，不用说大众无法接受。即是他最为信赖的闻一多也接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闻说：

　　”如今孙先生察觉了屈原的’脂粉气‘,而没有察觉他的’火气‘（斗争的勇气），这对屈原是不大公平的。“

　　孙次舟还说屈原的”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与孔孟之称道古帝王不同，”他的重点都只在怀王对他宠信的不终，而听信谗言，疏远了他这一种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

　　对于他的这一谬论，闻一多一针见血的指出：我只知道圣人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为什么孔孟的称道古帝王是完全为别人打算，屈原的称道就完全是为自己呢？

　　六 颠覆屈原爱国形象的政治图谋

　　恶搞伟大的爱国诗人企图交屈原颠覆成一个十分庸俗的以色相媚君的同性恋者。表面上看，只是性文化中一件与政治无关的社会事件，其性质好像就是同性恋者们拉出一位名人来撑门面，以便推行自己的变态性主张。实则恐怕没有这样的简单，其间很可有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在。

　　因为，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正是一个大国图霸正在进行吞并小国弱国的时代。当时的楚国，也是一个大国强国，成了秦国称霸的最大障碍，自然也就成了秦国必须首先搬掉的一块绊脚石。处于这种形势下的楚国，联合齐国以及其他小国共同对付秦国，就是正确的路线就是爱国的路线，对秦国抱有任何幻相、主张投靠秦国乃至帮助秦国就是误国的投降路线和卖国路线。毫无疑问，屈原与靳尚等人的斗争就是爱国路线与卖国路线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孙次舟将这种斗争曲解成”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明显的淡化了二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实质。而他发出此种谬论的时候，正是我国抗日战争进入决战的关键时间，这恐怕也是他的此论遭到大众围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无独有偶，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国面对着亡我之心不死的世界霸主美国的诱惑，投靠美国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又有人把孙次舟这个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破布片捡拾起来当作旗帜，再一次掀起把伟大的爱国诗人恶搞成同性恋者的恶浪。其间的意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我们绝对不可以被这变了味的”同志“两个字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