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0日《文艺报》刊出祝勇专版，发表《历史写作的四个关键词》等文章，全文如下：

　　1，历史。

　　这些年，我一直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弋。以我个人的偏见，历史是文学的最大宝库，它藏品丰富，丝毫不逊于现实生活。前不久读到朋友艾伟的文章，说：“今天的中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现实的经验丰富、阔大、饱满，其中的滑稽、惨烈和惊悚经常让我目瞪口呆，同时也让我涌出这样的感慨，同现实比起来，我们的文学实在太苍白了。”[1]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历史，因为历史的经验不仅“丰富、阔大、饱满，其中的滑稽、惨烈和惊悚经常让我目瞪口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验都可能在现实中重复出现。

　　中国人越来越轻视历史、鼠目寸光，眼睛紧紧锁定现实的利益，不见未来，更不见历史，所有的冒失、愚蠢、迷茫，都是来自对历史的无知。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证明：所有的过去时，同时也是正在进行时。历史与现实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历史是现实的另一个版本，而所有的现实，都将归入历史的统辖。

　　2，历史写作。

　　我寻找着书写历史的最恰当的方式。这些作品包括：《纸天堂》、《1894，悲情李鸿章》、《辛亥年》，以及今年即将列入《祝勇文集》出版的《盛世的隐痛》、《民国的忧伤》、《故宫的风花雪月》等。说它们是散文，却有着比散文更大的包容力，如蒋蓝所说：“真实事物的复杂性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任何一种文体能够从容应对的了”，写作者“调动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等学科逐渐进入文学域界”，这无疑是一种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的写作；说它们是报告文学，却又杜绝了报告文学写作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充满二元对立的“大词写作”，而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判断、思考，具有鲜明的“私人写作”性质。在这一点上，它们是与散文相通的，只不过是一种大体量的“超级散文”而已，也有人以一个新的名字为它命名：“非虚构”。蒋蓝对“非虚构”做出如下定义：“具有 独立的价值向度前提下，对一段重大历史和某个人物的生活予以多方位、跨学科考察的文学性叙述。这标志着 从实验文体的自我纠结中走出来，从充满自恋的、复制某个阶级趣味的文字中走出来，回到伟大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对常识的打破等方式，去表达一种文学本应具备的风骨。”我却更愿意用自己的词来涵盖我的写作，即：“历史写作”（这一定义囊括忽略了体裁的区分，特别是对历史散文和报告文学的界定困难）。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人。历史只为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时空的框架，而我所关注的，是在这个框架中的人的命运抉择、进退取舍、彷徨挣扎，是“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实际上，怎样为这种写作定义并不重要，因为所有这些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对于历史的人文关怀。

　　3，文学性。

　　历史写作是具有文学性的，因为历史本身就蕴藏着通往文学的秘密通道。“不管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故事，它们最终都与人类的时间经验联系在一起，而时间经验其实就是人的生存经验，并因此都是‘真实的’，都可以纳入到人生经历的整体结构中。”[2]我们从文学中看到历史，我们也同样能够从历史中看到文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就是一部历史之书、一部悠长抒情的史诗，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提供了一份“客观”的证词，更在于它是来自情感世界的“主观”的表达。历史不是一个先验存在的、不可动摇的固体，不是被囚禁在博物馆里的文化标本，甚至不是历史资料中的僵硬文字，它是活的，有血肉，有呼吸，有语言，有情感，历史的戏剧性往往连天才的剧 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有评论者认为历史写作不过是对历史资料的抄袭，的确有这样的写作者存在，但他们代表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写作。

　　4，神秘性。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文学，正是问答交流的基本方式。因此，对历史的书写，并不是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只是用一个录音机，播放历史的“原声”，实际上，历史的“原声”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历史，都是讲述中的历史，即话语历史，“历史是被人经历的历史，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与人的生存相关，并因此不具有自在的性质。它们一开始就被讲述，而且始终被讲述。”[3]而对历史的书写，并不是对历史的被动模仿，而是对历史的再创造、再塑形，如果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历史写作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话语历史一经产生，它就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即文本价值。文本价值并不等同于历史本身的价值。简单地说，纸页上的朱允炆、袁崇焕、李鸿章，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那些人，而是文本中的形象——当然，在二者之间存在着血肉的联系。过去我们习惯用真实形象和艺术形象来区分他们，实际上，他们的“艺术形象”，也就是文本中的历史人物，比我们想象的更着更强的神秘性。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所有的命运都已经定局，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结论，无法改变，然而，当我们借助文学的工具深入到他们多元、复杂、幽深、纠结的内心世界，才会发现他们的命运中潜伏着深刻的不可预测性。在史学的视域里，我们似乎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但在文学的视域里，我们还对他们所知甚少。

　　历史写作的神秘性令我深深痴迷，使我不仅在过去几年，而且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时光中，仍然会沉潜于这种写作，发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被我们忽视的幽暗角落，寻找人性的宝贵闪光。这一过程就像探秘一样吸引着我，我自己的写作，也因此具有了很强的神秘性。这种探秘不是地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情感上的；不是史学的，而是文学的。我相信在史学的历史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文学的历史，有人把它叫作“心灵史”，我相信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珍贵历史。

　　2013年4月4日、15日于成都、康定

祝勇，鲁迅文学院第三期学员。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理事，现供职故宫博物院，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已出版作品30余部，主要有《旧宫殿》《血朝廷》《纸天堂》《他乡笔记》等。主创纪录片多部，其中《我爱你，中国》、《辛亥》分别荣获第25、2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等多种奖项。《祝勇文集》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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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艾伟：《在一个碎裂的世界里写作》，原载《文艺报》，2013年3月25日。

　　[2]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第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第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