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云南是否主流文化遗弃之地
时间:2013-05-10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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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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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云南也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内陆农业省份,甚至在某些角落还能找到原始社会的残痕,但我以为,云南吸引人们的,决不仅仅是它在商业化和都市化之外的奇风异俗,而是它的杂色的文明有可能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滋养。记得有位学者说过,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
以前我也到过云南,游过石林,登过龙门,还远走大理,在洱海上荡舟,在点苍山下望云,别人怎么玩,我就怎么玩。最远我沿滇缅公路到了芒市和瑞丽,吃傣家饭,看树包塔,然后“出国一日”——在伊洛瓦底江上跑船,逛南坎大集,在缅玉摊子前不懂装懂地挑挑拣拣,再脱了鞋钻进缅寺,膝行跪拜一番。倘要夸说在云南的游踪,似乎我并不比谁逊色。然而,我得承认,上两回的云南行,我一直显得木然,没能全身心地投注进去,颇有点马二先生游西湖的光景。比如,听说前面是蝴蝶泉了,就赶紧跑去瞅上一眼,看见别人在争购蜡染,就也凑上去买一件,究竟为什么要买要看,连自己也不甚了然,仿佛只是为了证明我曾到此一游似的。由于与云南之间一度缺乏真正的心灵感应,我以前到过云南的那点经历——何时到的,到过哪里,很快变得记忆漫漶,要不是这次我对云南动了真情,一切还真是记不大起来了。
说来好笑,原先我对云南不但心存隔膜,还有过几分戒备呢。这是因为,多年前我受过一位北京同事的影响。那年我们同赴云贵出差。在贵阳时,天老是下雨,淅淅沥沥的,阴沉沉的,我们倚着窗为不能出门犯愁,他就说,你注意没有,这儿人的气色就跟这儿的天气一样,让人压抑得很;到了昆明,你猜他又说什么,他说,云贵一带自古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这里的人大多是流放者的后裔,而流放者自有流放者的习性,为了生存,行动必诡异,有股猜疑的气息。他还说到平西王吴三桂,说他怎样勾结缅甸人诱捕了可怜的永明王,并将之勒死了去邀功等等,最后这位同事说,你可要当心噢。对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我本应自觉抵制才对,但我竟有点中毒了,再看某些云南人的长相眼神,走路的模样,说话的腔调,好像真有点儿古怪,这就好比邻人失斧的寓言。试想,如此不放松,看山能看出什么趣,观水能悟出什么理呢?当然,我这么说,也是有一点夸张的,实际情形是,那时的我根本没读懂云南,也不理解云南,只觉得云南太遥远、太孤绝了,像是被中原文明甩出去的一个死角,名副其实的边陲化外,我牛年马月也未必会再来,它跟我的生活能有什么干系呢。
然而,我是完全错了。云南所蕴含的哲理至深,这是我越到后来越意会无穷的。最近,我们一行十多人,应邀访问了云南,走的是玉溪、昆明、西双版纳一线。这一回的走云南,不知是因为我多了一种文化的眼光,还是因为我对历史地理发生了兴趣,以往沉睡的感觉突然激活,一路上我对云南的古老、神秘、明丽、浪漫,禁不住连连啧叹。我以为,云南简直是一座巨大的少数民族的博物馆,一块巨型的人类进化史的活化石,又是一部文化人类学的大词典,一摞夹满了物种演化标本的厚厚的标本册。它一点也不孤绝,它的每一条血管和每一块筋肉,都与祖国的地理板块紧密相连。
有一天,乘车路过昆明郊区,我看见山势呈缓坡状,山谷的裸面呈暗红色,便蓦然想到我所熟悉的兰州,那里也是一个高原盆地,其地貌与之十分相像,而兰州的红山根一带几乎与这里酷似。这给了我一点神秘的暗示。我想起,乾隆年间著名的甘肃回教领袖、哲合忍耶教派的导师马明心,他的远赴“身毒国”(即印度)学道,按说应该走西北丝路,但他选择的却是云南古道。在云南,他盘桓甚久,“进了语言不通的阿佤国,越过九条汹涌的底格里斯河”,他一定找到了他的同道者,汲取了精神营养,他的叛逆的宗教思想和宁死也要心灵自由的反抗决心的形成,肯定与云南关系极大。我还查到,有本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的老地图上是这么说的:“云南实有倒挈天下之势。何谓倒挈天下?潜行横断低谷可以北达羌陇,东趋湖南而据荆襄可以摇动中原,东北入川则据长江上游,更出栈道直取长安而走晋豫,故天下在其总挈。全国一大动脉之长江,唯云南扼其上游,所为纵横旁出,无不如志,然则云南省者,固中国一大要区也。”这番话不知出自哪位老学究之口,真是见解独具啊。
好一个“倒挈天下”!我想,所谓倒挈天下,是否有点反弹琵琶、倒提悬壶的架势,是否有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的景观,是否意味着它是源而不是流,是本而不是末呢?且看横断山脉,做南北向排列,高山峥嵘,激流汹涌,状如笔架,看那野人山、伊洛瓦底江、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大雪山、金沙江等等一字排开,何其险雄。而这些河流的走向,竟然有种立足云南、走向世界的气派:除金沙江为长江上游外,伊洛瓦底江上游叫恩梅开江,它与怒江一起,最后都注入了印度洋;澜沧江下游叫湄公河,从越南入了南海;红河发源于洱海,最后入了东京湾。看,它们的外向性、开放性何其强烈。
我想,“倒挈天下”似乎还意味着这样一个问题:云南,究竟是一块被主流文化遗弃的瘴疠之地,还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对云南北部金沙江畔的元谋县上那蚌村来说,可能是平平常常的一天,但对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天。这一天,在这里,“元谋直立人”被发现了(其实只是发现了两列猿人的门齿),它推翻了一些结论,又改写了一些结论,它证明,比起北京猿人、蓝田猿人、郧阳猿人来,元谋人要早得多,早一百万年左右。更让我们惊讶的是,著名的“禄丰古猿”也出现在这一带,它比元谋人又要早八百万年,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进化中的一种猿类。这也就是说,人类的祖先有相当一部分最早是生活在这里,而不是别处。
云南就是这般奇妙:你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不会再找到类似云南的地方了,但你在云南却几乎可以找到外面许多地方和许多历史断层的生态模型,不管是关于气象的、动植物的,还是关于地缘的、风俗的。解放初期不必说了,那时的云南,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种社会形态俱全;那时的民族种类也多极了,竟多至一百二十多种。同一种民族的人,往往由于交通阻隔渐生变异,愈变愈繁复。据说苗族就曾有白苗、青苗、红苗、花苗、东苗、西苗之分,瑶族则有八排瑶、蓬头瑶、平头瑶、锦田瑶、大山瑶、平地瑶之别,傣族曾分水傣、旱傣,彝族曾分黑彝、白彝,如此等等。那么现在呢?现在它的生存样相也依然是多样的,仍具博物馆性质。比如,在滇川交界处的泸沽湖上,摩梭人带有母系社会性质的阿注婚姻就并未完全绝迹;而在玉龙雪山、中甸草原,信奉东巴教的纳西人,不但至今使用着高级的象形文字,而且残留着悲怆的“情死”现象,其事迹令人回肠荡气,感慨无端。 汤世杰的长篇小说《情死》和长篇随笔《殉情之都》的大受文坛青睐,有由然矣。依我看,汤世杰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写来白璧无瑕,柔情似水,作者对他笔下人物的理解也很有深度,他说:“尽管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限制了这个北方迁徙来的民族的发展,但这个宁可用死亡换取心灵自由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冬日穿行在云南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之间,仰观明丽的云儿朵朵,俯瞰长满黄灿灿油菜花的坝子,我们该作何感想呢?我们尚弄不明白,上帝对云南究竟是太钟爱了,还是太冷落了。若说不冷落,何以通过地壳运动,把它抬高、悬置和封闭起来,使其交通极端困难,让马帮单调的铃声延缓着它的历史脚步;若说不钟爱,何以又给它那么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物产,使之具有金属王国、动植物王国的美称。
直到今天,云南也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内陆农业省份,甚至在某些角落还能找到原始社会的残痕,但我以为,云南吸引人们的,决不仅仅是它在商业化和都市化之外的奇风异俗,而是它的杂色的文明有可能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滋养。记得有位学者说过,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野蛮人有时倒很文明。人类的文明不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专利,它是众多国家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的创造,而悠悠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它何尝不也是一个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共同体呢!
(此文曾入选上海市高级中学课本语文三年级第二学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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