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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适的上述看法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在当时，并没有人指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干扰的一面，而是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对其推动的一面。梁启超说：“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29]孙中山也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30]正是由于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普及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才使后来的评论者和研究者得以把新文化运动纳入前者的框架之中。而这样的一种重组，却遮蔽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刊载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写道：“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1]如果说新思想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近世文明的新学理的引进和介绍，那么，这可以算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据此，广义新思想运动的开端就应当上溯到十九世纪末，而不是1915年即《青年杂志》创办的一年。张灏指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32]严复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前已经开始引进和介绍进化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何震鼓吹无政府主义也早在民国建立之前。尽管这些思想先驱者也都赞同人权说，但还没有象陈独秀、胡适在早期《新青年》杂志上那样给予第一位的重视。傅斯年在1935年《论学校读经》的文章中这样谈及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记得十七八年以前，内因袁世凯暴压后之反动，外因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义渐在中国知识界中深入，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左倾，批评传统的文学，怀疑传统的伦理，这风气在当时的先锋重心固然是北京……。”[33]因此，我们可以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广义新思想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尽管陈独秀所说的“三事”在世纪之交均已介绍到中国，但在新思想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鼓吹的重点有所不同。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新思想的主流是进化论和民族主义；1917至1921年（这是周策纵给出的五四运动的时间跨度）或者略微扩展为1915至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的主流是人权论和德赛二先生（科学与民主）；此后几十年，在新思想运动中占压倒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孙中山生前对于新文化运动表示过一定程度的赞同，但是随着国民党主流派的日趋保守，他们在继续肯定五四运动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同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和倡导自由主义，则给予否定。蒋介石这样评价新文化运动：“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34]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进步、自由主义的一派人和一些以前参加过运动的党员便极力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拉到一起，用五四运动的牌号，在保守主义甚嚣尘上时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守住一块阵地。社会上的左倾文人和半自由主义者，也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这一大合唱，而胡适这样的老牌自由主义者则不屑参与此类指鹿为马的游戏。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由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信仰取代了“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旧信仰。由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承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精神，一方面扬弃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和国民党主流派一起来解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神话。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毛泽东重新诠释五四运动，是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尝试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试图消除国人“中共是第三国际代理人”的印象，推出新民主主义一说，其要旨是阐明，中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天然继承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是五四运动，这样，就需要新文化运动来充当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一翼。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给新文化运动保留了一席之地，出了理论上的需要，也有现实的原因。首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是在五四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当年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一点与国民党主流派不同，他们显然不想否定自己的历史。其次，是为了与否定和贬低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主流派唱对台戏，与社会上的自由主义者和半自由主义者结成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这样一来，到1949年以后，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合二为一便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1949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35]既然五四运动已经不再充当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就完全可以卸掉一些不必要的历史包袱，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既然五四运动在国人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至今仍然难以统一，就没有理由再把二者继续混为一谈，完全可以分别对其作出评价。尽管梁启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赞同者和参与者，但这不是本文的话题，本文只涉及他与本来意义上的五四运动的种种关系。 二、国民外交的实践者 中共史家认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主导力量；国民党史家则宣称，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明等实际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36]既然五四运动矛头针对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因此，当时日本政府对于五四运动的评论就特别值得史家注意。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记载了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37]林、熊、汪等人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当时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的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官方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国人如张忠绂也曾指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我始终感觉当时这运动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关于这一点，也许当时的学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五四运动后不断的鼓吹号召也可知其端倪。”[38]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39]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梁启超于几年后回忆说：“当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当时鄙人亦曾著论十数篇，力主无论如何万勿签字，宁可任日人以武力占领，不容以条约承认其权利。（见民国四年三四月间之英文京报及大中华杂志）果能如此，则今日在和会上之理直气壮宜何如者。”[40]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41]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42]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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