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愧是语言大师，将简单的“君臣父子”四个字重复叠摞，竟产生了令人惊诧的结果：不仅道出了皇权至上的儒学精髓，勾划出宝塔型等级社会的框架，以最高统治者为金顶的社会结构，也生灵活现地跃然于世。这不仅成为儒学的纲领，更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更移的、千古不变的教条。自古至今，只要出生在中国，就得一无例外地戴上这一精神枷锁。入之愈深，见之愈奇，从背景处着手，将奇景异色展现于世，则更容易认清实质及其影响。
　　
　　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亦即他正办私学的时候，鲁国发生了一场血腥政变，史书称之为“斗鸡之变”。即鲁国权臣季平子与郈昭伯因鸡鹐仗发展到两家人当街相骂。表面看，两家人都缺乏涵养，为鸡毛琐事负气斗狠太不值得；其实，根子扎在朝堂上的争权夺利。根深蒂固的利益矛盾,终因八佾之舞而彻底爆发。当鲁昭公为其父襄公举行祭祀大典时，三十六人的舞蹈队仅留下两人，其他人都被季平子抽调到家中跳舞去了。这是十分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孔子气咻咻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见《论语·八佾》）。八佾之舞成为季平子与鲁昭公权利之争的导火线，在与郈昭伯、臧孙氏密谋之后，鲁昭公发兵围攻季平子。但叔孙氏、孟孙氏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发兵援助季平子，更加之奴隶兵前线反戈，鲁昭公失败后逃往齐国。
　　
　　在这场强枝凌干的政变中，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君权及等级制度的孔子，并不尊奉自己的学说，而是在暴风骤雨中，以自身利益决定取舍，迅速放弃主张讨伐季平子的最初主张，对学生孟孙氏（即孟懿子）违背鲁昭公命令，反戈相向不致一词；鲁昭公逃往齐国后，他也不曾以身追随。两年后孔子去齐国，但不是奉君，而是给齐国嬖臣高昭子做了家臣，并通过高昭子见到齐国之君齐景公，这是他第一次向高位求官。
　　
　　在儒家门徒们看来，孔子通过高昭子这类小人见到齐景公很不光彩，所以认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这一笔是对传主的诬蔑。在此同时，却又承认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但是，没有小人高昭子，孔子又何以能见到齐国的当今？显然，孔子为做官不惜钻营，徒子徒孙们既要在孔子旗帜下乘凉，就需得美化老师，那只有一途可选，不顾事实地取其所需而掩盖秽形。
　　
　　一次齐景公曾问政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既是孔子学说的纲领，也是推销自己的广告词。为获得权势者青睐，需投其所好，得说到对方心窝上。显然他一箭中的，齐景公一听,兴高采烈地称赞道：“太好了！假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粮食，我怎能吃得到呢！”是啊，只有举国将最高权势者供奉起来，并任由其随心所欲，他才能高枕无忧，吃得好也睡得香！
　　
　　君臣父子不可更移的关系，包含了四层内容：第一、皇权至上。皇权是高于一切的最高权力，皇帝的意志就是举国的行动纲领，不容置疑。第二、同国家一样，一个家庭中，父亲处于中心位置，其掌控权力不容渎亵，它是皇权主义的外延，更是皇权主义的基础。后世对这两条做了通俗的诠释，即“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到了现代，又演绎成“某某某挥手我前进”和“三忠于”、“四无限”。第三、权力真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下，一家人得服从家长，民众得服从组织，下级得服从上级，举国得服从皇帝。皇帝永远都伟大、光荣而正确，即令错杀了某人，还得称“皇上圣明，臣罪当诛。”在这里并没有是非概念，所有的只是权力标准。第四、皇权占有制。皇帝既然是社会的主宰，他人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切社会财富自然归皇帝所有，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自古以来私有财产并不完全受法律保护，以皇帝、国家、集体、上级名义侵占他人财产的屡见不鲜。民众将自己的劳动所得也常归功于英雄伟人的恩施，直至今天，还有端碗吃饭时，先得“感谢X主席”，楼门上也要镶了“X恩楼”，以志“吃水不忘掘井人。”请读者思索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什么比皇权思想的影响更大？没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纲领，他笼罩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在民众思想中更根深蒂固、难以动摇，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只所以难以迈步，皇权思想是最为重大的思想障碍。
　　
　　正当齐景公拟将尼谿之田封赠孔子时，齐相晏婴说：“儒者奸滑，言无定论；骄傲张狂，难处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敢使此成为风俗；四处游说乞求做官，不可能为国家考虑；自周室衰微以来，繁复的礼乐形式已缺失多年。今天孔子倡导繁文褥节，几代人用毕生精力都难学成。您想以此改变齐国的风俗习惯，就没有考虑到普通民众接受的艰难。”
　　
　　晏婴列举儒学的五条罪状都没有说错；特别是第三、五两条，更和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直接对立。晏婴毕竟是名垂后世的政治家，他虽处身于统治阶级的营垒之中，然而为了社会和谐与稳定，也要兼顾点“细民”以即普通民众的利益。由于晏婴的干预，更由于“齐大夫欲害孔子”，齐景公遂下逐客令，孔子只好卷铺盖走人（以上均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走得非常狼狈，用孟子话说：“孔子去齐，接淅而行”（见《孟子·万章下》）。即正在淘米的时候，得知齐大夫欲加害于他，匆忙中提着湿漉漉的米逃跑。在齐国求官不果，孔子只好带着学生又返回鲁国。
　　
　　这就是构建皇权至上和等级社会纲领性理论的背景，后世儒家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夫妻，并提高到“三纲”的高度。儒学理论中，最恶莫过于“三纲”，并由“三纲”衍生出忠、孝、节三重道德。忠、孝、节都不是以己推人的主人道德，是附属的奴化道德，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扼杀的是被统治者的天性。在这一荒谬理论的指导下，造成几千年权势者骄奢淫逸、作福作威，世代民众低声下气、逆来顺受；造成无数军阀为攀登皇位而进行争权夺利的混战；民众在忍无可忍时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等。
　　
　　后人不究其历史根源，反而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极目四顾，在现代发达的欧美各国，这种所谓的规律还存在吗？为统治者的昏聩暴虐和惨无人道进行辩护,为争权夺利的内战进行开脱,即令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糊涂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