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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是幻已全空，难比后凋松。千年窃得情人泪，病相怜、愿步前踪。 都是一场痴梦，绵绵留恨无穷。 雪泥鸿爪 张伯驹与周汝昌的友谊，既流溢着浓郁的文化学术馨香，也体现出人性人情之佳美。周汝昌在燕京大学上学时，课余常去拜访张伯驹，有时就留宿在展春园。甚至，周汝昌的父亲从天津到北京有事，也曾经住在展春园张伯驹家中。居室案上陈列有明末清初著名才女柳如是的黄玉凤砚，紫檀匣子上镂刻着其夫婿大才子钱谦益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怕来客“顺手牵羊”，来客临辞别时也不请主人检查核对室内器物。 1952年春末，周汝昌离开燕大去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任教。在离开北京前，张伯驹特别邀请了一些文人墨客，聚会开社填词，为周汝昌饯行。周汝昌记得那次送行的笔会名为“庚寅词社”，定题选调，填的词牌是《惜余春慢》，几十位老词人都有佳作，为自己惜别送行。周汝昌到了成都后，与张伯驹仍然鱼雁往还诗词唱和不断。比如这样的“雪泥鸿爪”： 东风第一枝 敏庵锦城除夕韵 张伯驹 爆竹催春，灯花送夕，一家千里孤馆。故乡梦阻关河，异客情分冰炭。 牵衣儿女，尚未解、长安悬念。听隔邻、彻夜欢声，争羡酒香炉暖。 雪初霁、梅英照眼。风不冷、柳丝掠面。桃符都换新楣，燕巢还寻旧苑。 芙蓉江上，望云树、如遮重幔。想此心、早到京华，飞过水千山万。 1954年春末，周汝昌奉调回京，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老友重逢，张伯驹自然十分高兴，有一阕词就反映这种心情。 人月圆 甲午中秋，敏庵举家自蜀返，而正刚去津。余聚后归家，更独赏月，有作 恒河沙数星辰绕，一月在中天。婆娑无影，山河不动，万象清寒。 蚕丛客返，津桥人去，各自团圆。我身弹指，光明长在，盈昃随缘。 周汝昌与张伯驹的交游，还牵扯到另外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比如启功。如前所述，在那次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展出其收藏书画的展览会上，周汝昌看到了《楝亭图》和纳兰容若的画像，当即填词，受到张伯驹赏识。周汝昌希望能抄录《楝亭图》上各家的题跋，后来张伯驹寻出了当年启功抄录下的题跋，让周汝昌的同学孙正刚转给周汝昌。周汝昌打开一看，只见一色小字正楷，略带一点行书笔迹，不禁大喜过望，就全部录进了《证石头记》（即后来的《红楼梦新证》）。张伯驹本来愿意把启功抄本送给周汝昌，周汝昌谨守君子“恂恂如也”的规矩，把手书册还了张伯驹，后来当然不知下落了。周汝昌后来懊悔地说：“当时不敢径领惠赠之高谊，是个‘错误’，如在我手，也许尚可幸存。”[8] 再如夏承焘。周汝昌从小喜欢诗词，从初中起已经是一个“词迷”，那时有专门研究词的学术刊物《词学季刊》，夏承焘和龙榆生等专家在上面发表研究文章，周汝昌也常阅读。夏承焘比周汝昌年长十八岁，后来成了词学研究的宗师。在20世纪60年代，下限不超过1964年，有一天，夏承焘在女弟子吴闻（后来二人结为连理）陪同下，到周汝昌府上造访。夏承焘在杭州大学任教，作为教育界浙江高校的代表到北京开会。“文革”之后，夏承焘又在吴闻的陪同下访问了周汝昌一次。周汝昌和夏承焘有学术交往，是周汝昌为夏承焘所编南宋词人姜白石（姜夔）的年谱写文评赞开始的，题为《读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发表于1959年8月23日《光明日报》之“文学遗产”专栏。不过周汝昌和夏承焘的治学路子并不相同，周汝昌强调“文史哲”三长，突出“悟性”，夏承焘则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治学，所以往后交往渐疏。 夏承焘后来定居北京，有人撮合夏承焘和张伯驹会面，因为二人分别是南方和北方的两大“词宗”。高手盛会，堪称佳话。但周汝昌回忆说：“起初确实是彼此闻名遥慕，相见甚欢。没过多久，就听说两人有了龃龉，难以投契。从我个人感觉，一位是中原风流才人，一位是温州学者；学者之词，风格是有点儿‘硬语盘空’，缺少韵致，张先生不会太欣赏；而词人的张先生，根本不曾走过治学道路——他只擅长于长短句，连‘文’也不善为之。这样两个人，如何能‘谈得拢’？话不投机，情理所有矣。但风闻实际，除此以外另有不愉快之事。我平生不喜‘刺探’人家张长李短，为此只作不知。我陪他们二位到过西郊的‘曹雪芹纪念馆’的前身——舒某旗人的院子里。”[9] 张伯驹与夏承焘二位“词宗”不能投契，说明“文史哲”三者真要兼擅并美，其实是非常难的，即使是一流的文人学者，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不过，后来彼此都经历了“文革”等风雨沧桑，再见面也都求同存异相逢一笑了。《张伯驹词集》扉页前附有两帧照片，一帧是“一九七六年，老少词友雅聚香山农舍”，共十三人，张伯驹和夏承焘紧靠着站在前排，周汝昌则在第二排张伯驹身后。另一帧照片是“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四老聚首留影”。所谓“四老”，是黄君坦、张伯驹、刘海粟、夏承焘。 生日奇遇 张伯驹把自己家中价值连城的千百文物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展春园也不住了，却被打成右派，先被遣派吉林，后返回京城搬到了什刹后海的南岸。虽然已经是狭小的院落，但南院墙边仍然有小巧的游廊，廊东端栽种着翠竹、牡丹、紫藤、海棠，还有一个大理石的雕石座，面对游廊的一排房屋，就是客厅和居室。周汝昌从四川返回北京后，虽然工作很紧张，距离又较远，后来身体也不好，也还是去过不止一次，不过大多是张伯驹特意邀请前往的。 1958年张伯驹六十大寿，晚境败落凄凉，又无子息，只有和老伴潘素在饭店设酒席，招来几个还没有零落尽的故交老友同饮一杯。一张长案，张老打横，来客列坐两边，周汝昌被安排坐在左边第一个座位。酒席间觥筹交错，词赋弦歌，人虽不多，倒也有一番“江南逢李龟年”的热闹。 谁知还真出来一位“李龟年：一个坐在长案那一头的老者，走过来向周汝昌俯身低语：“曹雪芹的事，我知道一点——等有机会细谈。”按李龟年本是唐玄宗的宫廷乐师，安史之乱后流落民间，遇见杜甫，杜甫赠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周汝昌当然迫切关心，过了一些时日，这位老者应邀到周家访谈。老者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我姓尚，名克恭，字养中，是清初封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家住西城“六部口”（北京城内地名），人称六街口尚家，是世家望族，京城老辈无人不知。尚可喜生有七个儿子，排行第七的名叫之隆，我就是之隆的后人。之隆是额附，就是俗话说的驸马爷。 之隆本来生得黑，像个铁蛋。有一次宫内开宴会，之隆当差行酒，斟到了公主面前，公主见他那黑样儿，不觉露齿而笑。正好被顺治皇帝看在眼里，以为公主喜欢这个黑小子，就在宴后下旨，把公主许配给之隆了。 我小时候，家里长住着一个客人，他没有家，我家就是他的一个家，好像沾亲带故，可我没弄清是什么亲戚。家里人上下都叫他曹大哥。这位曹大哥性情有点孤僻古怪，独自住一居室，不怎么和别人接触，见了面话也不多。不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心肠挺热乎，说得投机了也挺能说。而且，小孩到他屋里，他也从不嫌烦。 曹大哥爱看书。我们尚家的书也不少，经史子集，诗词野史都有。他的学识丰富渊博，家里有了文墨事，遇上疑难，就去问曹大哥，都能解决。他还爱看小说，口才挺好，遇上高兴，给孩子们讲故事，挺让人入迷。他能讲好多故事，就是从来不谈《红楼梦》。 家里人问他为什么对《红楼梦》避而不谈，他老是摇头。后来被逼问得急了，他才说，我不谈《红楼梦》，因为书里写的是我家里的事，我其实是曹雪芹的后代。我这一支上辈是他与一个丫鬟生的，家族里排挤他，不承认是曹家子孙，就断绝了关系。我没有家，一直在你们府上存身，根子在这儿。 这部书犯忌讳，有人想毁了它，说是淫书邪说。现时世上传的，后半截是别人写的，是假的，把书给糟蹋了。曹雪芹病死，实在和这桩大事相连。这里头故事多了，不好讲——我也不愿讲，讲了没人信，还会惹事。 你们总问大观园是真的吗？到底在哪儿？其实就在“宫门口”。这宫门口地方有一处废园遗址，破败了，就剩下假山的土堆，下边是一个干了的池子的痕迹。我小时候常到那儿去玩，爬到土山顶上。如今盖了新楼，怕是连点痕迹也没了。 周汝昌听了老者的讲述，有点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查证历史典籍，发现尚家的确有之孝、之舜、之杰、之隆等名字；《清皇室四谱》中真记载尚之隆是驸马，不过不是顺治皇帝的女儿，是顺治堂兄承泽亲王硕塞的女儿，自幼养在皇宫内，后来加封为和硕公主。而且，后来尚之信参加吴三桂的叛乱，清皇室竟特免了尚之隆的连坐罪，还晋封为太子少保…… 而所谓“宫门口”，周汝昌后来也发现真有来历，是明代朝天宫的入口处。这座宫殿原在北京白塔寺、苦水井（后改“福绥境”）一带，建筑规模和范围都非常宏大雄伟，后来才颓圯毁灭了，但留下的“官园”、“葡萄园”等地名，是原来宫里园圃的一部分。到了清朝，这一带有两三处亲郡王府，其中慎郡王和他的后嗣质郡王府就在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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