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与周汝昌的“红楼”因缘

时间:2013-03-29 16:06 来源: 作者:梁归智 点击:
周汝昌还说:“我们的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梦版本

  提要:

  纪念张伯驹诞辰115周年,缕述张伯驹与周汝昌的交往史迹,二人的红学因缘、词作唱和等,以及二人交游而旁涉启功、夏承焘等人的轶事。

  关键词:

  张伯驹;周汝昌;红学;词作;唱和

  周汝昌在20世纪80年代为《张伯驹词集》所撰序言中,开首即说:“我少于伯驹先生者二十岁,彼此的身世、经历又绝无共同之点,而他不见弃,许为忘年交,原因固然并非一端,但倚声论曲,是其主要的友谊基础。”[1]词坛大家与红学泰斗的交往史迹,于张,于周,于词史,于红学,都极有意义。下面略述二位先贤的交往史迹,以纪念张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2]

  “红楼”因缘

  周汝昌(1918——2012)与张伯驹(1898——1982)相交,始于一次个人收藏展览。那还是20世纪40年代,张伯驹把自己收藏的书画珍品,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而周汝昌正在燕京大学读书,已开始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那时的着重点,是曹雪芹的家世。听说展览中有曹寅的《楝亭图》(曹寅号楝亭),就兴冲冲地跑去观摩。

  周汝昌这样记述其时情景:“只见大玻璃柜展出了巨轴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小照,彩色立幅,诧为异品。见其四围绫边上,名家题咏已无隙地。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先生的《贺新郎》,词句中涉及了红学旧说贾宝玉即纳兰一义。我于是一是乘兴,步韵连和了两三首,每句下都有细注,句句是讲曹家的史迹实事。张先生看了,见我年少,以为文笔不差。他因此将刊本《丛碧词》送我一部。我拜读了,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拙见,先生一一从善如流。这样的事,在古人中也是难得有之的,我益发钦服他的雅量。”[3]

  周、张之交谊,正是一段“红楼因缘”。而后续发展,就是词学因缘了。周汝昌对张伯驹的词作提出一些意见,而张“从善如流”,并请周为自己的词集撰序跋。周汝昌此时年未而立,所谓“翩翩绿鬓少年人也”,而年长二十岁的张伯驹不以年齿论尊卑,见贤思齐,古风盎然。周汝昌在跋文中提出了张词乃“词人之词”的准确而崇高评价。所谓:“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由于我是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他非常感动。从此,更引我以为知音。他以后凡作词,没有一篇不是写与我看,听我意见的。记得一次同游大觉寺,他年事已高了,坐在玉兰花下,袖出一词稿让我看,两眼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看我读词时的‘面部表情’!这种情景,我自然是很难忘记的。”[4]

  的确,张伯驹的词作是“词人之词”,其出身家世,性情才华,都接武李后主(李煜)、晏小山(晏殊)、柳三变(柳永)、秦少游(秦观)一脉“才子词人”,可谓传统词之“当行本色”的“正宗”。非张伯驹不能作如此佳词,非周汝昌不能道如此的评也。

  词笔留踪

  粗检《张伯驹词集》,在题目中即提到“敏庵”(周汝昌别号)者,计有:《人月圆》(“己卯中秋与正刚、敏庵燕园步月”)、《惜黄花》(“中秋后四夕,圆月渐缺,节序暗移,与正刚、敏庵夜饮,赋此”)、《寰海清》(“庚寅上元,同正刚、敏庵饮展春园,夜阑尽欢,送两君步月归,用王庭珪韵记之”)、《念奴娇》(“春暮夜雨,正刚、敏庵来访,即和敏庵韵)、《金缕曲》(”庚寅端午。和敏庵韵”)、《鹧鸪天》(“庚寅腊尽日访敏庵、正刚,步雪归来,途中口占和正刚除夕词原韵”)《风入松》(“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东风第一枝》(“和敏庵锦城除夕韵”)、《潇湘夜雨》(“题红楼梦新证”)、《人月圆》(“甲午中秋,敏庵举家自蜀返,而正刚去津。余聚后归家,更独赏月,有作”)、《水调歌头》(“寄玉言北京、晋斋天津”——按“玉言”即周汝昌又一别号)、《风入松》(“咏三六桥藏红楼梦三十回本。此本流落东瀛。步汝昌韵”)、《望江南》(“和邦达柬玉言作书画”)、《风入松》(“和邦达答玉言属画黄叶村著书图”)。

  从这些词作,可见张伯驹与周汝昌之间吟咏唱和的乐趣。其中,有几阕词,特别有意义,值得重点介绍。

  一阕题写周汝昌天津咸水沽老家旧日园林的,即周家的“爽秋楼”、“旭升阁”等老屋故居。笔者在《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中介绍周汝昌幼年生长的环境时曾予以引用,以说明:“当年周家子弟徜徉园中,登楼而咏而歌而演奏吹弹,那洋溢着浓郁艺术氛围的和美怡然之乐真是滋润文艺天分的好土壤好背景。”[5]

  风入松·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

  张伯驹

  门前春水长鱼虾,帆影夕阳斜。故家堂构遗基在,尚百年、乔木栖鸦。寂寞诗书事业,沉沦渔钓生涯。

  只今地变并人遐,旧梦溯蒹葭。名园天下关兴废,算空馀、海浪淘沙。不见当时绿野,也成明日黄花。

  周汝昌当年也有一阙和作:

  风入松

  潮痕初涨柳风斜,笙管傍蒹葭。爽秋楼上人如画,背回栏、帆影交加。西畔虹桥驾彩,东头古渡流霞。

  芳邻蒲扇坐听他,往事说周家。烟尘不许亭台驻,待重游、早换年华。剩有残泥走蟹,更无乔木栖鸦。

  与红学有关的几阕词更富有学术史意义。《潇湘夜雨》(“题红楼梦新证”)是祝贺周汝昌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的出版:

  丝藕萦心,砚冰滴泪,脂红写尽酸辛。可怜儿女此天真。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有庾郎才笔,独为传神。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籍甚,鹰隼出风尘。

  把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比作“庾郎才笔,独为传神”,即南北朝时著名的诗人庾信。此书的出版奠定了周汝昌红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所谓“看坛坫,声华籍甚,鹰隼出风尘”。周汝昌横空出世,此后确是数十年红学风雨中搏击长空的一只苍劲的“鹰隼”!

  流落日本的所谓“三多六桥本”《红楼梦》是红学史上的一桩奇案。而关于“三多六桥本”(时简称“三六桥本”)的信息,正是张伯驹向周汝昌通报的。那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时期,周汝昌曾回忆说:“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倡和。”[6]

  风入松

  咏三六桥藏红楼梦三十回本。此本流落东瀛。步汝昌韵

  张伯驹

  艳传爱食口脂红,白首梦非空。(史湘云后嫁宝玉)无端嫁得金龟婿,(探春嫁外藩)判天堂、地狱迷踪。(宝玉曾入狱)更惜凤巢拆散,西施不洁尘蒙。(王熙凤被休弃)

  此生缘断破惊风,再世愿相逢。(薛宝钗以难产死)落花玉碎香犹在,(妙玉流落风尘)剩招来、魂返青松。(总括红楼梦)多少未干血泪,后人难为弹穷。(指后之红学者)

  风入松

  周汝昌

  一

  重阳满纸记新红,老眼尚能空。行行说尽当时事,也略同阙史遗踪。不讶猢狲各散,最惊貂狗相蒙。

  东瀛触事见华风,秘笈有时逢。是真是幻皆堪喜,向西山凭吊高枫。光焰何劳群谤,江河不废无穷。

  二

  翻书时历点脂红,名姓托空空。笔涛墨阵何人事,是英雄霜雨前踪。经济凭他孔孟,文章怕见顽蒙。

  黄车赤县伫高风,魂梦一相逢,残篇零落谁能补?似曾题月荻江枫。更把新词歌阕,也知遗韵难穷。

  周汝昌还说:“我们的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梦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有一年的新正‘人日’(初七),张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探怀摸出一件宝物给我鉴赏——就是举世闻名的脂砚斋砚那件罕有的文物异品。”[7]

  张伯驹的另外两阕词也记录了与周汝昌的红学因缘。《望江南》(“和邦达柬玉言作书画”)不引了,只看另一阕,是周汝昌请张伯驹画曹雪芹“黄叶村著书图”。

  风入松

  和邦达答玉言属画黄叶村著书图

  写来黄叶两图同,秋意笔偏浓。满林霜色斜阳外,似当时、脂面颜容。

  玉骨灯前瘦影,金声树里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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