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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庄有长书来挑战，吾以病故，未即答之。觐庄闻吾病，曰，“莫不气病了？”[16] 从一开始针对对方观点反驳的直言不讳，到最后大肆攻击嘲讽乃至到几乎绝交程度，梅胡二人为白话诗问题针锋相对，双方毫不退让，多年友情因此几乎破裂。在为他们如此伤害情感之辩论感到惋惜的同时，笔者也由衷佩服他们为捍卫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和事业而不惜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在胡适一方，既然梅光迪等人集中攻击胡适白话可以入诗的观点，既然双方的立场最后已不可调和甚至到了友谊破裂的程度，胡适意识到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最该做的就是抓紧试验，如果成功，则对方的观点不攻自破。所以在1916年8月4日，胡适这样回答任叔永：“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礋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或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17] 之后数月，胡适果然集中精力创作白话诗，其中包括一些打油诗。至于水平如何，文学史早有定论。我们所知道的是，胡适自己的白话诗虽然不能算是成功，白话新诗至今也还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但他所开启的白话诗运动——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而言，确实是成功了。至于由此引发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更是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这一点上说胡适是成功者，毫无问题。至于站在胡适对立面的以梅光迪为首的一些胡适留美的朋友，也不好简单的称他们是失败者。其实，正是他们不断的而且是有很高水准的反对意见，才迫使胡适以“逼上梁山”的勇气和毅力深入思考白话如何取代文言问题并坚持“尝试”写“白话诗”，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梅光迪等人就值得我们尊敬。更何况他们的很多反对意见不仅在当时确实击中了胡适的要害，即便在今天看，也还是很有价值。只是历史老人让胡适站在了引领时代和社会潮流前进的方向，而梅光迪等自然就是逆流而动者。但在他们最终决定各自扮演的角色时，其实有很多偶然，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点滴小事以及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细微末节，就成为导致他们各自走向各自文学立场的隐形刺激因素。时过境迁之后，看看影响他们当年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各自立场的那些生活细节，再结合分析他们当时的思想文化观念，读者也许会对当年的那场论争有新的感悟吧。 最后，有两点至少得一说。其一，就胡适而言，这极为重要的一年他确实极为忙碌，这既值得赞美，也替他惋惜。他到哈佛这一年，精力超群，学业之外，又积极参与很多学生社团活动与社区活动，还要思考白话诗问题并拼命作诗。此外，交往颇多，书信往来更是惊人。据其日记统计，1915年9月至1916年9月一年间，他收到来信999封，写信874封，无怪乎他要发出“甚矣，无谓酬应之多也”的感慨了。[18]而且，在促成其尝试写白话诗的过程中，如果说梅光迪是从反对角度刺激胡适，则（莎菲）陈衡哲、韦莲司等人的鼓励就是正面动力，而任叔永等人后来偶尔写写白话诗，也会让胡适感到欣慰。所以胡适说自己是孤身一人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自然，这里主要分析胡适与梅光迪的论争，所以没有引入这些因素。 其二，就梅光迪而言，如果不是他性格的过于好强和极端自负心理，他本来是有可能站在胡适一边，成为鼓吹白话之最早倡导者之一的，如此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是要重写的罢。那么，是否因为胡适已经早于他自己提出了“文学革命”和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使得一向不甘人后的梅光迪认为，既然不能做提倡白话的第一人，索性做反对的第一人？加之胡适的不断反驳，梅光迪自己也就只能继续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如此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是胡适写了那首被他大肆攻击的任叔永作的文言诗，而梅光迪是否会转过来加以嘲讽，从而使得他们的立场来一个对换？笔者思考了很久，也许答案还是不可能，因为早在1915年之前，胡适的思想立场就已确立，特别是在受到杜威的哲学思想影响后，他已经不可能走到保守的立场去。如美国学者周明之就注意到胡适对于著名新闻记者黄远庸有关“提倡新文学”之的一段论述曾多次引用，而这段论述写于1915年，彼时黄远庸在美国的旧金山，胡适可能在那时就知晓此人。[19]但从梅光迪这方面看，其实真的是有与胡适一起提倡文学革命之可能性的，可惜他自己的性格等因素使得他宁愿走向反面。而一件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游湖之事，竟然催生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变，也确实值得人们一再关注。 -------------------------------------------------------------------------------- [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0-141页。 [③]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④]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⑤]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02页。 [⑥]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0页。 [⑦]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0页。 [⑧]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1页。 [⑨]即钟文鳌寄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传单给胡适引发胡适写信嘲讽事。对此胡适有很多论述，可参看其留学时期日记、后来所作之《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以及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等。 [⑩]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逼上梁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11]此处所引用资料来自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12]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以下有关胡适日记内容均出自该书。 [13]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逼上梁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14]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5]此处引文见梅光迪：《梅光迪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35-542页。 [16]此处引文见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卷13、14中有关部分。 [17][17]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14）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288页。 [1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14）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19]参看（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5-1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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