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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条容易引起误会或误读，需要多说一点。先说为什么“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他从在旧金山看到的情况说起： 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夫内地华人性质，未必有以优于金山，然在内地，犹长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约束也。南洋华人与内地异矣，然英荷法诸国，待我甚酷，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其严刻更过于内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则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则旧金山其称首也，而其现象乃若彼。有乡人为余言，旧金山华人惟前此左庚氏任领事时，最为安谧，人无敢挟刃寻仇者，无敢聚众滋事者，无敢游手闲行者，各秘密结社，皆敛迹屏息，夜户无惊，民孜孜务就职业。盖左氏授意彼市警吏，严缉之而重罚之也。及左氏去后，而故态依然，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即如中华会馆者，其犹全市之总政府也，而每次议事，其所谓各会馆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废弛，莫之或问。或以小小意见，而各会馆抗不纳中华会馆之经费，中华无如何也。至其议事，则更有可笑者，吾尝见海外中华会馆之议事者数十处，其现象不外两端。（其一）则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其二）则所谓上流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此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 他还讲到选举的情形：“更观其选举，益有令人失惊者。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再看“无高尚之目的”，他甚至将这一点视为“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指出：“凡人处于空间，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时间，必于现在安富尊荣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进步，缉熙于光明，否则，凝滞而已，堕落而已。”然而，中国人生活得过于现实，过于自私了，鼠目寸光，只看眼前利益，不管长远利益。他认为欧美人在三个方面比中国人强，第一是好美之心，希腊人言德行者以真善美者为究竟，中国多言善，很少言美，美育缺失；第二，有社会之名誉心，而中国人只有家族之荣誉心，熟人朋友之荣誉心，一入社会则如入无人之境，放纵自己的行为，中国的道德多为协调族群关系、血缘关系而存在；第三，宗教之未来观念，欧美人尊崇上帝，悬置一彼岸世界，死后进入天堂，中国人崇拜祖先，或寄希望于来世，生与死、物质与精神、今日与未来是一体的，最终都归结为现实的世俗生活，缺乏精神的引领。最后他说：“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 他因此得出结论：“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回国之后，他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答飞生》、《答和事人》、《论俄罗斯虚无党》，乃至长文《开明专制论》等，公开宣布改变其宗旨，从日倡革命排满、破坏主义，转向尊王、立宪。他在《开明专制论》的开篇特别说明，其主张开明专制，与立宪主义并不相矛盾，是中国现有条件下的必经阶段。他在文章结束时明确提出了立宪的时间进程：“虽在承平之时，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 他的这一变固然是康有为所欢迎的，但在社会上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年轻人的不理解，善意的提醒，恶意的指摘，一时间都传到梁启超的耳中，他也在许多场合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在《答和事人》一文中是怎样解释自己的这次转变的： 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也。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短也。 最与梁启超相知相通的，是黄遵宪，他在1904年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 何谓俄罗斯之梦？为什么是俄罗斯之梦，而非其他什么梦？盖因俄罗斯正在兴起君主立宪运动，他作了一系列文章，如《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等，都与俄罗斯的君主立宪运动有关。 至于所谓太平世，来自康有为的三世说，康从《春秋公羊传》中建构了一种历史叙事，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而达到大同。相应的，就有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三世说相对应。 以上讲了梁启超在思想上和政治选择上发生的三次变化。民国初年，梁启超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接受民主共和这个现实，先与袁世凯合作，共建民国，又与袁世凯决裂，再造民国，也是一次较大的变化。再一次发生在1920年前后，梁启超欧游归来，思想上又发生一次巨变，因牵扯问题更多，只能以后找机会再讲。后一次变化，可以参看《欧游心影录》这本书。 实际上，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变动、转型的时代，梁启超只是想努力适应，并跟上这种变化而已。他作过一篇短文《善变之豪杰》，其中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日本的吉田松蔭，一个是意大利的加布儿（加富尔）。前者为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等很多尊王攘夷运动的领导人都是他的学生。吉田松荫在监狱中以“二十一回猛士”自许，意以百折不挠之毅力，为实现自己的信念而努力奋斗到底。梁对吉田松蔭极有好感，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最初就取名吉田晋，大女儿梁思顺亦取名吉田静子。他在文章中讲到吉田的变化，认为“非首鼠两端也，其心为一国独立起见”，“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加富尔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马志尼和加里波第），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物，曾留学英国，也是后来成立的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梁启超专门写过一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其中就表达了对加富尔的敬意。直到民国初年他做财政总长时，仍以加富尔自居。当年，为了说服民国政府和社会舆论，赞成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他还以加富尔鼓动意大利加入英法联盟，对俄宣战，介入克里米亚战争为例，说明参加欧战可能给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对加富尔，他也很赞赏其“乘时藉势，可以行其所志，为同胞造无量之福，故不惜改絃以应之”。 梁启超是以吉田松荫和加富尔自许的，他说：“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至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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