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善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论他的生前还是身后，也无论欣赏他还是讨厌他，总之，多年来一直有人喜欢以此为谈资。最近听说，有好事者甚至做过统计，说他一生发生的变化多达28次，我不知道这种统计的根据何在。
　　
　　其实，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的善变，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题注中写道：“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多年后他作《清代学术概论》，再次提到自己的善变：“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
　　
　　梁启超是很有点自知之明的，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时甚至超过旁人对他的认识。说到底，他的每一次改变，都有不得不变的理由，只是很少有人具体考察他的这些理由，而宁肯人云亦云地指责他的善变为人格缺陷。但恰如李肖聃（李淑一之父）所言，虽“百口谤之，而与梁固无伤损”。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梁启超是何时变，又如何变的。
　　
　　梁启超的第一变发生在遇到康有为之后，时为1890年，这一年他十八岁。此时的康有为，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上书的挫折，愤而离开北京，回到广州。这里是康的老家，他打算在这里聚徒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先来求见的是陈千秋，随后，他把见到康有为的情形绘声绘色地讲给梁启超听。他们都是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学海堂是清代广州最高学府，由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前两广总督阮元创办，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梁启超承认，来广州之前，在家乡读书时，“日治帖括，虽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帖括是什么？就是八股，而慊读切，意思是满足、满意。后来他到广州读书，“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段为段玉裁，王即二王，王念孙，及念孙之子王引之，他们都是阮元的前辈，专治经史考证之学的宗师。这是他十八岁以前的情形。不久，他随陈千秋去见康有为。多年后，我们在《三十自述》中看到了他所描述的初见康有为时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这次会见，从早晨七时，持续到晚上九时，长达十四个小时。自此，梁启超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执弟子礼。
　　
　　梁启超的这种变化，应该属于眼界扩大之后自然而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从书斋走向社会，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死读书、读死书转向为经世致用、改造社会而读书，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顺应时势的进步。梁启超既师从康有为，很快便成为康的得力助手，并且是康的思想最“猛烈的宣传运动者”（《清代学术概论》），没有谁可以和他相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戊戌政变后，康梁流亡海外之初。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虽不肯完全认同，却“未敢昌言之”（《与严幼陵先生书》）。来到日本之后，因老师不在身边，梁启超少了约束，他在《清议报》中的言论便日趋激烈，结果引起康有为的强烈不满，按照梁的说法：“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清代学术概论》）在康有为的干预下，梁启超一度将《清议报》的主办权交给了他的同学麦孟华，他则被派往檀香山组建保皇会。康有为在信中痛心疾首，“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指责他“流质易变”（《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这时的梁启超，不仅绝口不谈“伪经”（《新学伪经考》），甚至不再谈“改制”（《孔子改制考》），对于康有为在海外倡导设立孔教会，把孔教定为国教，梁启超也不再模棱两可，而是“起而驳之”，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发表在新创刊的《新民丛报》上，第一次公开了与老师的分歧。
　　
　　这可以看作是梁启超的又一变。这一变在他自然有其思想演进的踪迹，是他对于中国现实境遇，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回应，于是，“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但他为此也承担了“欺师灭祖”的骂名，尽管他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指责。所以，他才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结论”中这样写道：“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然而，梁启超的确如他自己所言，“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就在康有为还在为他“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痛心疾首的时候，他的下次变化已在蕴酿之中。这当然不是说他刻意求变，事实上，他的这次改变发生在长期思考和广泛考察之后。
　　
　　此事还要从他访美说起。1903年一月至十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关于这次出访，可以参看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这本书。
　　
　　梁在年初离开日本时，还是个洋溢着革命激情的青年，他在三月十八日写给徐君勉的信中坦率地告诉这位万木草堂的老同学：“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由此可见活脱脱一个“愤青”形象。
　　
　　然而，“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那么，梁启超在美国究竟考察了什么，见闻了什么，又历练了什么呢？我们且看看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是怎么说的：
　　
　　梁启超的北美之行，有一个预设目的，即考察“新大陆之政俗”。船行于太平洋上，他想起四年前赴檀香山，也是乘船横跨太平洋，曾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其中就有“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的诗句，足见那个时候美国作为民主共和政体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主张革命的人都对它充满了无尽的向往和想像，以为美国革命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榜样，经历一次美国式的“独立战争”，中国也能走上民主共和之路。
　　
　　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考察，走了几十座城市，见了无数的美国人、中国人，他终于发现，美国的民主共和绝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论者动曰，美国人民离英独立而得自由，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巩固则可，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发生则不可。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故美国之获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者，不可不察也。”
　　
　　这个革命以外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他看来，主要就在于美国政治进化之特殊性。他断言：“非深察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之关系，则美国所以发达之踪，终不可得明。”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以大楼房与小房子的比喻来说明：“先有无数之小房，其营造不同时，其结构不同式，最后乃于此小房之上，为一层堂皇轮奂之大楼房以翼蔽之，而小房之本体，毫无所毁灭，毫无所损伤，盖小房非恃大楼而始存立，大楼实恃小房而始存立者也。设或遇事变而大楼忽亡，则彼诸小房者，犹依然不破坏，稍加缮葺，复足以蔽风雨而有余。故各省政府，譬则小房也，联邦政府，譬则大楼也。各省政府之发生，远在联邦政府以前，虽联邦政府亡，而各省还其本来面目，复为多数之小独立自治共和国，而可以自存。此美国政治之特色，而亦共和政体所以能实行能持久之原因也。”
　　
　　梁启超对美国的这种观察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以国民自治为基础的，没有这种基础，仅以革命而求自由，得到的很可能是暴民专制。尤其当他对美国的华人社会加以考察之后，更坚定了他的这种认识，一是暴力革命不可为，二是中国现在尚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条件，三是君主立宪是最好的选择。
　　
　　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总结中国人的缺点主要有四条：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四曰无高尚之目的。
　　
　　前两条比较好理解，所针对的是中国社会组织之特点，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是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的宗法制族群社会，其村落的组成常常也以一族一姓为主。这种社会组织并非不具备自治能力，尤其是在乡村，这种自治传统是很悠久的。但是，这种自治为什么没能像西方或美国那样，成为现代民主共和制国家的基础呢？原因就在于，“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再进一步言之，市制之自治，以个人为单位，族制之自治，以家族为单位。正是这种个人独立人格的缺失，使得中国人一进城市便“凌乱不可思议”。在美国也不乏这种现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住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齎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