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剑美可以说是一个全才 。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写散文，到读大学时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已经是小有名气了。读研究生时，却又改行写起了杂文，而且一鸣惊人，很快就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乃至于《杂文报》自创刊20年来特别为他开辟了首个专栏。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大学任教并搞起了学术研究，其学术著作《炒作致胜》等更是惊世骇俗，读来让人惊心动魄。今天，其长篇小说《步步为赢》同样给了我一个惊喜，本想随便翻翻作品的内容，谁知刚刚读了个开头，便不由自主地被作者所设计的“步步机巧”套入了“局”中，似乎是不一口气读完不能罢休。
　　
　　巧妙的情节设计，无疑给作品增添了可读性。但如果仅有巧妙的情节设计，那还不能说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要写出人物的鲜明独特个性，还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变化。要说《步步为赢》的真正魅力所在，则还是在人物塑造上。
　　
　　我们来看看主人公汪大明，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恼，既可爱又可恨，既可鄙又可敬，既可恶又可亲……总之是不能用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加以评价的。作品一开始，汪大明就因为发现了“一个足以彻底改变他人生命运的重大天机”（《步步为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2月版，P1，下引仅注明页码）而欣喜若狂，乃至于“必须一刻不停地折腾，才不至于被内心那个捂得发烫的秘密给烧灼”（P1），可以想见，他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是何等地强烈；也可以想见，他此刻所处的境遇和命运是何等地可怜。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可怜，所以想改变这种现状的愿望才如此强烈。作为一个年轻人，不安于现状，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应该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是，他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赌博上，这不仅可笑，而且可悲。
　　
　　二
　　
　　应该说，青少年时代的汪大明，是一个十分可爱而且可敬的人物。他出生于“赌博之乡”，却能出污泥而不染，虽说叔叔的自杀和母亲的上吊给了他强烈的刺激，是他洁身自持的直接原因，但毕竟起决定作用的是他自身的“内因”，因为别人也会经历这样的刺激，但很快就忘了，只有他能把这种刺激转换成人生的动力，于是才“让他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P4），一直到参加工作，一直到当上副处长，不管别人是如何地挖苦嘲笑，他都能做到“既不恼羞成怒，也不亡羊补牢”（P4），始终坚守着自己13岁时发过的誓言：“终生不再沾一个‘赌’字”（P4）。有如此的涵养和坚毅，足可证明他的可爱和可敬，也足可体现他性格的鲜明和独特。
　　
　　应该说，作者对汪大明青少年时代的插叙描写所花笔墨虽不多，但对人物塑造来说却是十分厚重的一笔。如果没有这一段描写，则很难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也难以揭示汪大明好赌、擅赌的原因。
　　
　　正因为出生于“赌博之乡”，从小耳濡目染受到赌博之风的熏陶，使汪大明对赌博技巧有着天然的敏感和慧根。还在读大学时，尽管他远离赌博，但对俄国一代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终身沉迷赌博的原因却十分感兴趣，他特别留心陀氏的“著作、书信和传记，终于在陀氏从欧洲赌城写给哥哥的信中窥出了一丝端倪”（P10）。这一丝端倪就是：陀氏“发现了赌博必赢的秘密”（P10）。虽然这个“必赢”的赌法陀氏并未说明，但凭着汪大明的天然慧根和多年来锲而不舍的思考，终于让他发现了那个“天大的秘密”。不管赌博本身是否真的改变了他的命运，但这个“天大的秘密”却真正改变了他的性格，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是他性格的一个拐点：从一个坚决拒斥赌博的人转变为一个疯狂的赌徒。
　　
　　汪大明的转变是不是太突然，性格转变的反差是不是太大？转变前后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是读者要追问的问题，也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为人物性格不管如何地变化，都应该符合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如果一个 将笔下的人物当作一个面团任意地拿捏，那么这个人物的塑造肯定是失败的。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汪大明去澳门的头一天晚上，作者交代了他性格转变的原因和复杂的心理活动：
　　
　　他实在无法抵制钱财的巨大诱惑，更何况丁副处长、钱一军博士、高金金甚至还有妻子和岳母的嘴脸变化，无不在深深刺激着他。很多时候，人其实就是为了活给别人看的。汪大明在心里发狠，等自己从澳门背了大把的钱回来，什么正科副处，统统去他妈的，老子就做一个散漫自在目无领导的暴发户又怎么样？他甚至想好了首先买一台比厅长还牛的豪华轿车，天天神气活现地开着去上班。……
　　
　　这么一想，汪大明心里又止不住生出悲哀。曾经有过的理想、目标、志向原来都这么不堪一击，最后不得不依靠俗不可耐的金钱来维系可怜的自尊，而且还是从赌场上赢来的金钱。好在他又迅速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我这不是赌博！生死未卜的才叫赌博，而我这是十拿九稳的科学投资！科学投资！他这样在心里默念了三遍，便多了些理直气壮。（P13）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汪大明对“赌博”的认识：“生死未卜才叫赌博”；只要能“稳赢”，就成了“科学投资”。其实，不管汪大明选用什么样的新名词给自己寻找借口，他所参与的总还是赌博，事实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他当年戒赌的真实缘由就值得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他要戒除的是“赌博”还是为了避免“输钱”及由此引发的危害？显然，是当年他父亲特别是他叔叔的“输钱”被害得家破人亡才吓怕了他，他发誓戒赌，也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去“输钱”，为了免遭赌博之“害”。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找到汪大明性格变化的依据：赢与输亦即利与害的选择在起决定作用。当他看到赌博的“输钱”及其危害时，便坚决戒除了赌；当看到赌博能“稳赢”并由此获利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赌。
　　
　　趋利避害，本是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的共同特性，一个人从利害关系的角度来选择赌或不赌，这原本也无可厚非。只因赌博本身并不生“利”，少数人的“赢”是以多数人的“输”为代价的，也就是说，赌徒从本质上讲就是损人利己的。所以赌博一直被视为人类的异己之物而受到限制。汪大明成为赌徒之后自然也不脱赌徒的本色，只是他在赌徒的路上走得更远，不惜拿最要好的朋友作赌注。
　　
　　当然，汪大明真正的赌博，不是在赌场而是在官场。为了确保自己的升迁，他找到了一个“必赢不输”的法宝：到澳门赌场偷拍偷录常务副省长陈伟阳参与赌博的照片和录音。有了这一法宝作要挟，迫使陈伟阳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汪大明的升官要求。为了确保这一法宝长期有效，他主动地把自己拴到了陈伟阳的战车上。当他最要好的朋友耿达告诉他，说是发现了陈伟阳弟弟陈伟豪的“龙马公司虚报工程量，路基施工也存在严重质量问题”（P129），并请他帮忙提交举报材料时，他不仅没有帮朋友的忙，反而直接向陈伟阳告了密。虽然“他心里生出对耿达的愧疚来，这终究是一个铜板可以扳两半分着用的患难兄弟”，但他还是“狠下心来：赌场无父子，看来不得不下这一注”（P128）。结果，耿达被无端栽上“嫖娼”的恶名，并遭受了半年牢狱之灾，还被单位除名，从此断送了所喜欢的记者生涯。而汪大明自己却在升迁的路上又多了一个筹码，由处长升到了副厅长。对汪大明来说，“赢”是第一的，“升官”是第一的，只要确保能“赢”能“升官”，拿朋友做赌注也是在所不惜的——凡赌徒总是要损人利己的。
　　
　　三
　　
　　从一个富有涵养而又坚毅好的青年转变为官场一个十足的赌徒，汪大明的性格变化确实是够大的。也正因为变化大，才更显出这一人物的复杂性和作为官场赌徒的真实性。
　　
　　首先，从真实性来看，如果没有汪大明“参赌”前后性格上的巨大反差，也就不会有官场升降的巨大反差。“参赌”前的汪大明，只能庸庸碌碌地混日子，凭着岳父的关系当了个副处长，岳父一下台他便跟着成了“下岗副处长”。如果不是因为抓着陈伟阳的把柄，他不会那么快“官复原职”又升任处长；如果不是出卖好朋友耿达，他更不会那么快就升为副厅长。如果没有了这一切，汪大明作为官场赌徒的这一形象便也不复存在。因此，作者除非不把汪大明作为官场赌徒来写，要写，汪大明便只能如此行事，只能形成这么大的反差，这是汪大明的性格逻辑使然，也是他所生存的官场生活使然。当然，我们不能说官场生活全都如此，但当我们举目所见官场腐败的严峻现实时，就不能不说作者的描写确实反映了某一方面的生活真实。
　　
　　其次，从复杂性来看，作者对汪大明的描写不是单一的、平面的，即使是成为赌徒之后的汪大明，也仍然有他的多面性：在赌场、官场上，他是损人利己的赌徒本色；但在赌场、官场之外，他则仍然不失常人本色；而在情场上，则更是幼稚、单纯得可爱。
　　
　　作为常人本色的最好体现就是对儿子的感情。当得知儿子被绑架之后，汪大明立即就恢复了常人常态：“平时对儿子也没怎么关心的汪大明，此时才深切地明白，儿子是他唯一的珍爱，一旦有所闪失，再大的官位和再多的钱财都无法弥补内心的伤痛和缺失，也无法再有下注的兴趣”（P182-183）。另外，为了升官他虽然出卖了耿达，但心中那一份愧疚始终存在。听说耿达被判“劳教半年”，他便赶紧打电话向陈伟阳求情：“做事不能这样绝啊，他好歹是我的兄弟。关几天放了他不就行了吗？”（P135）求情不成，他一直在心里忏悔着自己：“小时候看小说和电影，汪大明最鄙视的就是那种卖友求荣的卑劣小人。现在才知道，一旦在官场上投下筹码，往往就会身不由己地迅速滑向卑劣小人的边缘，那种神秘的力量甚至不容许良知和内心道德感做些许挣扎。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汪大明倒真愿意自己还是当初那个天真单纯的少年，那个被丁胜贤骂为‘不懂味’的普通科员”(P163-164)。当然，历史是不能重复的，汪大明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但他的忏悔至少说明了他的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汪大明的这种复杂性，体现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使读者看到了他的多面性：既有赌徒的无情无义，也有朋友的一份真情，更有常人的父子情深，还有时隐时现的天真单纯……。正是这种多面性、复杂性才给人以真实感，纸上的人物才能在读者的头脑中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