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音乐如同语言，在它的萌生伊始，就担负着协调人类群体在劳动及战争中的相互联系，及传达和交流个体间的感情，信息的功能，受音乐这种客观功能及“乐（yue）者乐也”的观念支配，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当人们恐惧于大自然的威力，希望自己的生存繁衍不受到威胁，不得不祈求冥冥之神保佑时，他们很自然地将宣泄愉悦之情的乐舞，作为一种能够感染、取悦于神灵的手段，从而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崇拜自然万物、图腾、祖先的祭祀活动中。
　　
　　“天人和合”的音乐观，其立足点在于人们对音乐本体与大宇宙的关系认识。过于尖锐或过于沉郁的音乐，人耳都受不了，容易得病。所以，音乐的本身得“和”，才是符合“天地”之道的。
　　
　　春秋战国时期，“士"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阶层被分化独立出来。
　　
　　在西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士”属于统治者奴隶主阶级中的低级贵族，孟子曾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既然士是最底层的贵族，其经济地位与非贵族的“庶人”实在相去不远。
　　
　　西周乐制对不同身份的贵族在用乐上也有严格的规定。所运用的乐队编制，分“王宫县”，即周天子所用的既是礼器，又是悬挂乐器的编钟、编磬，可以东西南北四周排列；“诸侯轩县”，排列三面；“大夫判县”，排列两面；“士特县”，仅能排列一面。贵族运用的歌舞队，天子用64人，列成8行，称“八佾yi”；诸侯、卿大夫、士，则递次以降，分别只能用“六佾”、“四佾”、“二佾”。在同样的典礼仪式上使用的乐歌内容也因人而异。
　　
　　士虽然是底层贵族，而且其身份是世袭、固定的，但毕竟与庶人不同，至少他们和其他贵族一样，享有接受“王官之学”。
　　
　　对包括士在内的贵族子弟，自幼进行统治阶级的音乐思想、音乐诗篇的诵唱以及典礼中史诗性的“六代乐舞”的教育和演习，这就使士在其知识结构、人格思想及行为模式上，都明显地有别于一般的庶人。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内部的征战及彼此间的兼并战争已极大地动摇了奴隶制秩序，而且，平民可以通过立军功，文学进身为士，士同庶人已经混为一体了。
　　
　　后来，士作为一个阶层从贵族阶级分化、独立出来，“士民”一词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已经常见于文献。而且，他们的性质也起了变化，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不得不周游列国。他们以投靠、依附君主诸侯，或求得职事，或寄为门客，为其出谋划策博得庇荫与温饱，从而被称为“游士”。这种满腹经纶和缺乏生活基础物质保障的生态状况，为铸塑中国最早知识阶层的心理思维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1.因他们的文化渊源礼乐诗书都与政治相关，因此都崇尚治国、平天下的“道”。2.因缺少宗族和田产的牵绊，在他们特定的游士生活中，一方面形成了不仅轻去其乡，甚至宗国的观念也极为淡薄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信奉“士为知己者死”，强调对所依附的有道君主的“忠、义、信、智”的处世哲学。3.处于欲以为“仕”却又难于为“仕”的理想同现实的矛盾中，形成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双向互补的思维定势，以及洁身自好的人格修养要求。
　　
　　西周后期，礼乐制度的不断废弛和被有意识的抛弃，是的“雅颂之音”基本上名存实亡了，而以郑声为代表的民间俗乐，作为“新声”，在先秦间的各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截止先秦，中国的乐器也极为发达，种类多达数十种，制作技术已相当进步。并且，当时人们已十分注意不同乐器在不同场合适用中的组合形式，在诸如饮酒礼及燕礼中，则“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或“琴瑟友之”，取其音色彼此间柔和而易与相融，制造出筵席上亲密和睦的氛围，以至后人往往用“琴瑟友之”比喻朋友之间的亲切无间的友谊，以“琴瑟之好”象征夫妻感情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