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曾回忆，他祖母要他像祖父那样“畏天而循分”。心存敬畏，才能对自己有所约束。1924年，他自书春联贴于门上：“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过难。”衰年病老，他对世态是有点悲观的，但是他哪怕在心情恶劣的场合下依旧不忘责己。他在1882年中举时已经三十一岁，其后多次赴京考进士，均不第而归，但是陈宝琛称他“授徒奉母，充然自得”，可见他不为个人的际遇作愤激之词。对那些傲藐尘埃、自鸣不平的失意者，他十分警惕，生怕自己因“不遇”染上同样的毛病。传统文人好说生不逢辰，虽有满腹经纶，报国无门，仿佛朝廷委以重任，做了宰相，世界才是公道的，自己才有机会施展抱负。其实读书人从事一业，惠及百姓和地方，也是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林纾就把教书、翻译当成他的事业。正因为他自己有过屡试不中的经历，对落第者要求更高。他在《伊索寓言》中“狐狸吃不到葡萄”的故事后如此评点：“落第者恒以新贵为不通，惟其有甚欲得之心，而卒不得，造言自慰，往往而有。故听言者，必察其发言之端与进言之由。”他在《贾谊、董仲舒、刘向赞各一首并序》写道：
　　
　　三子均不遇于汉，而贾生、刘向语尤愤激，吾则以为少过矣。夫董子两事骄主，身贱而道不行。今读其所为书若未尝有憾焉者，岂其所挟持不如二子之大耶？抑其气不胜耶？亦以儒者之进退，天也。忧世之不治，可也；愤世之不吾用，不可也。吾观贾生王佐之才，竟侘傺以死；刘向抗言，数对狱吏，其气为不可及矣。皆济之以董子之养，则庶几乎君子之道矣。
　　
　　“君子之道”背后是一种自尊：“男子处困，首贵养气。一涉怨望，易生乞怜之心。”林纾积极入世，反对老庄无为之说，主张人尽其才，不必“槁死于无人之墟”，但是他在个人的进退上听其自然，没有宦情，也不以此自我标榜，这在传统文人中是不多见的。对他来说，在所学与个人进退之间，前者为重，后者为轻。传统读书人往往被功名心所左右，个人的野心稍稍受挫就愤愤然，金榜题名则忘乎所以，或悲或喜，皆出于主我的考虑。林纾契友高凤岐的弟弟高梦旦考秀才不中，林纾在《赠高梦旦序》如此称赞他：“其艺不售，退居一楼，读书不辍，其所为类有道者。夫士之战艺于有司，屡试而辄北者，其艺果皆可信，又果皆有司之不明耶？耻其不得，而忮人之得，遂发为牢骚侘傺，以自托于贾生、刘向者，妄也。……然旦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怡然理其旧业，竟日对之无倦容，而谓不贤者能之乎？”高梦旦比他年少，但是他要“用旦以自治”。高梦旦后来长期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茅盾任《小说月报》主编，都是他的功劳，胡适称他有“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读书人无法通达对待考场失败，要扭转千百年来形成的功利主义读书观，实在太难了。
　　
　　1919年2、3月间，林纾与新派人物公开交恶，他的《荆生》和《妖梦》经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张厚载之手在《新申报》的“蠡叟丛谈”栏发表。3月底，北大校方以莫须有的传播谣言、损坏校誉的罪名将张开除，张不得已准备南归，与林纾告辞。林纾在《赠张生厚载序》称赞他“其容充然，若无所戚戚于其中者”。他接着写道，能否毕业，不取决于一己；至于求学，则永无毕业之时：“君子之立身也，当不随人为俯仰。古之处变而安者，宁尽泯其怨咨之声，顾有命在不可幸而免也。”“不随人为俯仰”意味着独立思考。《新青年》同人全盘否定中国旧戏的时候，张厚载站出来与老师们辩论，恰是自由精神的体现。
　　
　　中国诗歌有“言志”的传统，但是“言志”也会蜕变为抒发怨咨之言。酸呻苦吟的害处就是诗人将更加关注自我，抑制同情心（或移情的能力）的健康发育。因此林纾对诗人也多怨言。魏瀚在林纾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闽中新乐府》的序言中交代，作者“畏庐子”自称“不善为诗”，又“不乐为诗人”，无意发表这些仿白居易讽喻诗而作的白话诗，是他“强取而授之梓人”。诗集是用笔名出版的，而当时的“畏庐”还没有文名。林纾在自序中也说，“目不知诗，亦不愿垂老冒为诗人也，故并其姓名佚之。”可见诗人的雅号林纾并不羡慕。
　　
　　在作于1922年的《畏庐诗存·序》上，林纾谈到自己为什么对诗人有恶感：“余恒谓诗人多恃人而不自恃。不得宰相之宠，则发己牢骚；莫用伧父之钱，则憾人卑啬。迹其用心，直以诗为市耳，乃绝意不为诗。”实际上他早在1880年代就加入过诗社，可见诗人也不是都想“得宰相之宠”，“用伧父之钱”。但是他确实对文人的恶习有深刻体会，还利用翻译美国 欧文著作《旅行述异》的机会，狠狠挖苦、抨击一番。欧文这本随笔发表于1824年，远不像《见闻札记》那样受读者欢迎，但却因书中第二部分关于文坛和戏台边边角角的十个故事，深得林纾之心。小说叙述者“我”通过一位名为“白克宋”的失意者走进伦敦的街巷，见到种种文艺误人的景象，而“白克宋”本人的沉浮是这一部分的精华。欧文作品里的那些人物只是在社会边缘挣扎，（自以为）有点文才，但是既非名士，亦非诗人。林纾为此书写的两篇短文却以名士和诗人为讽刺的对象，更多着意于中国文学。他在《序》中指出，有的文人属于“自蔽者”一类，他们缺少常人的生活能力，以自我为中心，多虚枵之气，而那一套套的故意作态，简直让人作呕：
　　
　　名人立身托业之始，亦何尝用以哕人，顾以不善治生之故，而又傲兀凌轹，自穷其求生之途；又非诸葛公所谓澹泊明志者，衣服饮食，一一希于安饱，无以异于恒人，而独其治生者，力与恒人矫，则宜乎颠沛穷蹙，以诗鸣号，上怨天而下尤人。初未尝反躬而责实，此则自蔽者之流弊也。……且名士者，多幽忧隐憾，散发呼嚣，歌哭不恒，陵诋无上，则浑良夫之叫天也，殆有鬼之气矣。文干当路，书诋故人，茹忮鸣高，嬺欲表洁，无能事事，待人而食，稍不加利，动肆丑诋，则兰陵老人之怒尹也，殆有盗之气矣。且自窖其诗，已不类于窖藏，而日欲冀人之歆，则为计愈左。
　　
　　写到此处，林纾笔锋一转，自顾一生中“未敢怨犷不平，咆哮以恣吾愤，又蒙耻自托于豪贵”。
　　
　　《旅行述异》第二部分总题是“文家生活”，在《画徴》篇之后，林纾写了一篇神采飞扬的识语，格调非常新鲜。他先就中西习俗不同一说发问，这在只认“夷夏之辨”的年代是有点出格的，然后以诙谐恣肆的笔法讨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来的“穷而后工”：
　　
　　西俗之于吾俗，将毋同乎？吾人之言曰：人穷而后诗工。岂诗之能穷人哉？诗人固有自穷之道，尤以诗为导穷之途；入其途弥深，则其穷也弥酷。盖诗者，高超拔俗，驾清风，抱明月，若无与于人事者。心思既旷，见地亦高，傲藐尘壒，恒视人事为淀浊，而漫不屑意，望簪组如桎梏，而鄙不欲加，宜若仙仙而飘举哉。顾妻子之须食，如常人也；衣食之求温饱，亦如常人也；而诗道之去治生，则又悬绝如霄壤。一旦忽悟及吾妻吾子，宜衣食也，妻子衣食，亦宜饱暖如恒人，乃大悔恨。吾负此高世之才，而竟幻此寒相。仰首四盼，则峨冠而长绶者，不能为诗也；硕腹而拥资者，又不能为诗者也。不能诗而忽富贵，而吾学实冠天下，乃不得一饱，于是郁伊淋漓，日迁怒于富贵者，斥为浊物，作诗寓怀，实皆媢嫉怨望之音吐也。间有富贵者偶加以颜色，则又大喜，以为旷世之知己。但观八哀之诗，冥报之语，足知古人如靖节、少陵，犹复不免，矧时辈哉！
　　
　　诗人又互相鄙薄，好分门别类，“矜其识力，张其坛坫”。他们往往以地域为界，自高其高：“必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为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所必不至者也。不善治生，又好齮龁其同类，孤行其意气，则取穷之道，又宁咎人？且诗人者，又乞儿之穷相者也。”林纾也看到这类诗人可以点缀世界，并以新奇的西洋发明（留声机）来比喻诗人失意之状：“诗人之诗，殆类留声之机器。人既渺矣，而声响尚存；受抑虽在一身，而能诉其冤抑于千载之下，令人生其惋惜。脱令躬接其人，观彼傲兀之状，又足生厌。”
　　
　　自我怜悯、无病呻吟乃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大病。这种病态的自我关注，削弱了诗人的移情和认知能力，需要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现实原则”加以制约和纠正。林纾的诗人观是民主平等的，非浪漫主义的，与摩罗诗人观异趣。他并不相信诗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人类的楷模或立法者，反之，诗人应该是社会里普通的一员，没有什么想当然的特权，也得学会谋生的本领，养家糊口。《伤逝》里的涓生还得想想他自己是不是踏上了“导穷之途”，为什么治生非得是子君的责任、而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抱怨荤菜太少？林纾读了李拔可的诗之后，希望他像杜甫、元结那样做“可信之诗人”。这样的诗人能超越小我，“其以所鸣号者，固大有益于其国众也”。
　　
　　林纾好谐谑，甚至自比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喜欢调皮捣蛋的“拍克”，上面两段引文，语言夸张，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妙笔。文人反躬自省，非常可贵。想他人所想，感他人之感，才是真正艰难的。这就是说，诗人更应走出小我的樊笼，进入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进入包罗万象的“人事”（可以是社会活动，也可以是兴趣爱好的追求），乐于一业，心地自宽。这就是为什么林纾为明代的杨继盛自制乐器所感动：“畏庐幼时读杨椒山（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嘉靖进士，曾任兵部员外郎）年谱，则自闭空房而哭。然吾父母仁爱，兄弟和睦，所遇不如椒山之蹇。吾胡哭也？……椒山少而见屏于父兄，分家时，但得米豆数斗。……后此椒山忠节，可勿代言。然其治乐时，能自购胶漆刀锯之属，躬制乐器，此亦留心实业者也。”林纾欣赏归有光的原因之一是他关心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小问题。“震川之文，多关心时政。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及三途并用议，语语切实，不类文人之言。其最足动人者，无过言情之作。……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