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难点是文学的要害，只有克服了难点，才能驾驭各种文体。各种文体都有着不同的难点。
　　
　　比如，诗歌的难点在于解决好读者的期待。你写下一个词，读者就在期待你下一个词写什么，怎么写。他有一个期待，希望你用的这个词，给他带来视觉、味觉或者触觉，或者想象上的冲击。如果按照用词的惯性，很顺溜地写下去，虽然意思很对，但是绝对他觉得你写得平了、淡了，没味儿了。就像我们看见一杯白酒，它是什么味儿，喝酒的人都有一个期待，茅台迎宾酒和郎酒有什么味道上的不同，他的小嘴在泛口水，他的味蕾在发动、准备，仅仅一小口，他就会品出一个味道。写诗也是这样，词与词之间离的太近，就是缺乏想象力的表现。词与词如果离得很远，把两个词码在一起，就会产生火花，或者新鲜感。当然，作者需要揭示的是，这两个词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什么这两个词能够摆列在一起，嫁接在一起，组合在一起。揭示出这样一种关系，需要诗人的想象力。
　　
　　李白说：西风吹我心，高挂咸阳树。心脏距离树木该有多远，心脏和树木又有什么关系？可是心脏竟然挂在了树上，那心脏是如何挂到了树上，是因为西风。西风把心吹到了树上，如此想象不可谓不奇特，不可谓不夸张。这就是大诗人用词造句，与小诗人的不同，这种极致的抒情，是那样看起来不可思议，而想起来又是那样自然而然。不像某些人，把一些词，姻亲关系很远的词，生硬地排列在了一起，你非要读者给你说出一个道道来，或者猜出一个道道来。那谁有那个耐心猜你的东西呀。距离很远的词，如果你能揭示出它们的内在联系，把它们排列在了一起，那你就是一个有想象力的天才。如果没有，生硬地罗列在了一起，那这样的活谁都能干。只需要翻字典，抓阄就行了。能揭示出看似很远的一对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顿悟或者忽发奇想。诗歌就是忽发奇想，就是顿悟。如果不是这样的忽发奇想，诗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关键是解决读者阅读期待的问题，在每一句话中都能品味出一个新的味道。就像糖果，这块是甜的，那块是酸的，这块是咖啡味道，哪一块又是柠檬味道。如果读者品不出味道，就没有解决好阅读期待。因此说，谁解决了阅读期待，让大家对你的奇思妙想、禅思哲悟拍案叫绝，那你就是一个天才。不要觉得，读者笨，读者一点也不笨，对的、好的，他是一看就清楚，一听就明白。
　　
　　小说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矛盾。小说写的是人物，人物不能只坐在那里，他要行动。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够表现他的性格，行动也不就是去长跑，他要有行为动机。他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境况，要去奋斗，也许是为了理想，也许为了生存需要。这样他就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打交道，不都是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样天下就是和谐世界，大同世界，没有争吵和矛盾的理想世界。不可能那样，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矛盾，争斗，彼此算计，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就考验一个 的天份了。只有在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中，才能够充分彰显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只有在精彩的细节中，才能显示人性幽微的本质。
　　
　　平庸的 在面对矛盾时，往往会束手无策，他自己这摊泥和不下去了，那他也有办法。比如秀才遇到小姐（此小姐，非彼小姐），想娶她，可是没有资本，于是秀才中了状元。这样就解决了这个矛盾，才子佳人戏，不都是这样的俗套吗。才子佳人戏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平凡的世界》也算一个，《人生》也是一个。高加林是才子，黄亚平是佳人，巧珍也是，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佳人。高加林成了公家人，黄亚平就给他投来了橄榄枝，一旦落魄，就立马远走高飞了，如此也不可不谓俗气。始终没有解决好高加林的出路问题，如此叫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生〉，这个书名实在有点大了、空了。好在路遥先生具有描写细节的深厚功力，细节处理得非常扎实，也就有了令人信服、感动的资本。我觉得路遥先生思想上有着很深的官本位情结，以经商为耻辱，已成为公家人，吃的是皇粮国税为体面。和现在考公务员热，如出一辙。考上了公务员也就好像具有了某种资本，可以俯视芸芸众生了。还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公民的角度，树立公民意识，特权等级思想在脑子里很盛行。高加林卖馒头觉得不好意思张口，觉得低人一头。以经商为耻辱，经商当真那么耻辱吗？事实上，中国现在正处于事业巅峰状态的企业家，尤其农民企业家，正是高加林那个年代起步的。有的是房地产业的大老板，有的是煤炭行业的大老板，那个时代是创业的黄金时代，是群雄割据、弱肉强食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隐隐隆起的时代，谁都可以在创业中一试身手，国家给你这样的机会。我记得信用社主任为了贷不出款去，而发愁。像完任务一样动员大家去贷款。有的人就借这次创业的东风发达起来了。也有的人消沉，破产。在创业中，高加林是否有这样的胆识和闯劲呢。高加林那么有素养、有头脑，进入官场，尤其是进入小县城的官场就是害了他。充其量能当个科局长之类的小官，难道那就是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了吗？ 要审视社会，放眼未来，看来不是一句空话。所以说，《人生》这本小说当时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不同意见和议论。解决不好人物出路问题，感动抓人，局部地表现了社会真实，高超的艺术功力，确是这本小说的优长。
　　
　　还有一种处理矛盾的办法，就是矛盾上交。不是通过主人公自己开动脑筋，而是借助外部力量。其实，在遇到矛盾时借助外部力量，是作者无奈的表现。这种简单矛盾上交的办法，在《西游记》中见到的最多。遇到一个什么事，处理不了了，去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打开一切矛盾症结的万能钥匙，一求就灵。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有这样幸运，但是有的时候需要开动脑筋，克服困难。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找关系成为克服困难的法宝。孙悟空西天取经走的是关系学，没有关系，寸步难行。昔日的齐天大圣，简直成了白痴。不是吗，一个很小的精怪，都可以把孙悟空拿下，随意折磨一番，孙悟空属鸭子的，肉烂了，嘴不烂。炫耀自己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的威风，就像阿Q，总是炫耀自己的祖上，以前阔着哩。看来精神胜利法不是鲁迅先生最早发明的。中国封建社会遗毒太深，就是一个关系社会，一个人情社会，人们相信关系，而不相信个人奋斗，个人努力。比如遇事不找法院，而找关系疏通。因此，矛盾上交，找到了关系，就解决了问题，也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人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社会土壤作铺垫。
　　
　　《三国演义》不是这样，作者在写到人物矛盾出现以后，是肯动脑筋的。比如草船借箭，打了赌了，常规办法没法子完成，这样就显出了孔明的智慧。历史上有没有，绝对没有。那就是移花接木，或者是作者的合理的、天才的想象。蒋干盗书送给了曹操，杀掉了蔡瑁、张允，这些构思都体现了作者的智慧。这是处理矛盾的合理办法，而这也是最难的，考验的是作者的智商和人生实践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