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我国对西方美学和审美理论的接触和研究，主要是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为代表。梁启超从改造社会和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来吸取西方的文艺美学思想。蔡元培翻译了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专门介绍“美学”学科，他还吸取了席勒等的美育理论，将其融入中国教育理论中。王国维深入地研读和吸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美学大家的思想，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等，特别是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意志论运用于《红楼梦》的研究，写成了《〈红楼梦〉评论》；将康德的美学思想，融入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写作中，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美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国维在对西方美学理论作比较系统的研究时，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相结合，努力将西方美学本土化，这在当时是开拓性的工作，在引进和吸取西方美学方面具有相当的独创性。此外，吕澂在《美学概论》（1923）中，陈望道和范寿康在同年出版的《美学概论》中，积极地吸取了当时很有影响的立普斯的“移情说”。后来，朱光潜引进了克罗齐的直觉论美学，宗白华先生介绍了康德美学，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中国对西方的美学研究，处于接触、介绍、引进和初步的消化时期，中国这时期的美学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西方的美学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的美学语言结合，引进后的消化还不是很彻底，吸取后的融合还有一些生硬，王国维的美学研究工作很有开创性，但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还能感觉到对叔本华思想有直接移植的痕迹，对西方美学思想还没有真正的“消化”。这时期的美学话语还有中西凑合的样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重点对西方的美学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对西方的美学发展史作比较系统的研究，其突出的成就就是朱光潜先生于六十年代初编写的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该书对西方美学思想资料的选择非常的严谨，对西方各个时期的主要美学家的介绍比较全面，对西方美学思想的评价比较客观，特别是用一种比较准确熟练又平易可读的语言来叙述西方美学的发展史，它不仅填补了西方美学史系统研究的空白，而且促进了中国美学引进、消化西方美学的话语系统走向成熟。
　　
　　此后，又有汝信等人编的《西方美学史论丛》等，有蒋孔阳、朱立元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等。《通史》以比较全面系统美学通史方式出现，以宏大的体系、丰富的史料、缜密的结构作为追求的目标，以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学阶段，两条主线——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框架来概括西方美学几千年的发展史，全面介绍了各大流派、各个美学家的主要美学思想和观点，详细分析了西方美学发展、流变的内在规律，对西方美学的整体发展作了全面描述。此外，还有李醒尘的《西方美学史教程》、杨恩寰的《西方美学思想史》，等等。这个时期，专业的译文丛书也出现了，如《美学译文丛书》等，西方断代史的研究也有颇有成果，如阎国忠的《古希腊罗马美学》、蒋孔阳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刘纲纪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和朱立元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史》等。以此相应，也出现了中西比较的一些研究，如邓晓芒、易中天的《走出美学的迷惘--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和美学方法论的革命》（1989）、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马奇主编《中西美学思想比较研究》（1994）、周来祥、陈炎《中西比较美学论纲》（1991），朱希祥《中西美学比较》（1998）、李吟咏《走向比较美学》（1990）等等。
　　
　　这时期的西方美学研究，注重于从西方的哲学思想背景来阐释美学思想，并努力以本土的思想文化的立场来审视、消化西方的美学思想，基本理出了西方美学的纵（美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横（重要美学思潮、美学思想家和美学思想体系）发展谱系。但是，这时期的西方美学思想研究还有比较浓厚的古典色彩，注重于宏观构架的把握，缺少对范畴论题的微观探索；注重于对美学论题、美学家的比较研究，缺少从跨文化的语境来进行美学思想的对话和阐释。
　　
　　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话语系统发生的较大的变化，从引进比较转向全球化语境。中国美学开始寻求在跨文化的传通中进行平等对话的新语境。这一转变一方面是由于受全球化信息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了，中国对西方现代文化的了解、引进更全面更深入，中国审美文化观念自觉不自觉的汇入了世界文化思想潮流中，中国的审美意识也逐渐趋向于一种全球化的倾向。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增强了国力，也更加的自信，产生了一种更具时代意义的思想文化自觉意识，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提出了怀疑和批评的意见，要求有平等对话的权力。
　　
　　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对全球化语境的重视首先源于对八、九年代文化讨论学术成果的吸取，接着又受到二十世纪初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引进和讨论的影响，所以，审美文化研究逐步对经典美学的理论原则努力进行超越，对传统文化规范努力进行突破。这时期的审美文化研究不仅开始从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中走出来，而且也逐步超出了西方古典美学，开始反思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寻求突破，美学研究开始接纳和改造现代、后现代的理论，参与讨论国际美学界的美学前沿问题，思考主体间性、日常生活的美学意义、意向性体验等新论题，在美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上，与国际美学家对话。中国美学界已经开始自觉地从文化的视野来探讨美学问题。
　　
　　2002年，经与国际美学协会合作，中华美学学会在北京召开了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会后出了中英文论文集。2006年，中华美学学会又与国际美学协会合作，在四川成都召开了“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的专题讨论会。这两次会议的主题已经进入了美学的全球化语境了。2007年7月7日—19日，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召开，大会的主题是“美学为文化架起桥梁”，非常重视文化间性转向。会议的主题指出了美学在文化间所起的作用。在这次会议刚刚卸任的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海因茨•佩茨沃德指出，这是一种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从跨文化的（transcultural）到相互性文化的(intercultural)，是一个重要转变，表明美学知识传播路径有了根本的转变。这位主席先生还提出，成立“相互性文化研究小组(inter-culturalstudiesgroup)”，从事美学的相互间比较研究。中国审美理论研究对传统美学的突破已经逐步接近了国际美学的新思维。
　　
　　中国审美文化进入全球化语境所关心的最突出问题是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问题。美学的全球化是不是等于去民族化呢？真正的全球化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互相性文化”的共存，是民族化得到彰显和发展，有许许多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方能组成丰富繁荣的全球化审美文化。审美文化的发展不能不维护民族的利益，不能不注重审美文化的本土化问题。对民族化、本土化的重视并不是狭隘观念和保守思想，全球化语境下的审美文化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民族审美文化来实现才是具体的现实的。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学研究只有摒弃理论话语的民族自性才能世界通行的观点是错误的，美学研究当然应该追求研究成果和理论话语的世界意义，但只有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才更具有世界的意义。美学史上，德国古典美学具有很鲜明的德国古典文化特色，它却最具有国际意义；中国先秦的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等，也相当的中国特色，不是也为国际美学所重视。只有真正表达民族的执着美学追求才能为世界各民族所肯定和赞许。最民族性的才是最世界性。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入全球语境的中国审美文化，一方面要积极吸取国际美学最近的理论成果，更快的熟悉国际美学的话语系统，创造更多的跨文化传播的机会，与国际美学界更多的对话，在更多的国际美学理论活动中发出中国美学的响亮声音。另一方面，要争取对话的平等权力，努力确立和保持中国美学和艺术研究的独特民族身份，并使这种身份尽可能得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和尊重，结束长期以来以欧美审美文化为中心的单向文化趋同现象，特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要巧妙地抗拒文化帝国主义，阻止文化的殖民化倾向，尽快结束西方审美文化在中国单向扩展的被动局面。
　　
　　近代中国，美学研究确实是落后于西方，所以中国现代形态的美学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美学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是走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有一种惯性的思维，把西方的美学等同于现代的和先进的。但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的文化自觉意识让我们知道，民族的并不一定是落后的，对全球化语境下美学现代性建构，必须把美学的民族化追求作为重要的目标。所以，中国审美文化迎接全球化语境的到来，就是要思考如何在中国美学走向世界，与世界美学的交流、对话中保持美学民族化的追求，与世界美学共同创造审美文化的新前景。
　　
　　对我们来说，美学的民族性的追求是作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美学现代性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真正的民族性，才具有真正的世界性。我们已经走出了原来那种以西方美学作为参照系的中国美学初期发展状态，能自觉地把美学的民族性追求作为新世纪现代美学建构的重要目标，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美学的新思路。回头看看，中国近现代美学走过的路还算是健康向前的，起先是介绍、了解西方美学，借用西方美学的话语系统，并逐步地与西方美学进行对话，接着是把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对话，并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优秀遗产，再接着，是积极参与介入国际美学前沿论题的讨论和争鸣，逐步找到紧密沟通以及和平等对话的途径，并在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中国美学在新世纪学科建构中，既有民族化追求，又有有世界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