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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衡州，摆脱了绿营牵绊的曾国藩，开始大展拳脚，一边继续扩大陆军规模，一边开始建设水师部队，招兵造船，练兵养气。陆师就在石鼓书院附近的演武坪操练，水师则在石鼓书院附近的湘江开展训练。 湘军陆师的基本建制是营。陆营最初是一营三百六十人，后来基本上都扩充为五百人（不含营官和哨官），不满五百人的称小营。湘军陆营的建制，模仿的是戚继光的戚家军。十人为队，队有什长；八队为哨，统以哨官；四哨为营，辖以营官；另外还有亲兵，直接归营官统帅，也就是营官的直属部队。作为一支刚刚起步的新军，湘军的武器，主要还是抬枪、刀矛、小枪一类的冷兵器。 曾国藩在长沙和衡阳，先后练成十三营陆战步兵，一共五千人。以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罗泽南、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人为营官。 这十三个营官中，大多数姓名可以不用去记，但是有三个人必须记住，他们都将成为驰骋沙场的大将，成为太平军的强劲对手，他们是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 湘军水师建设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将来能在争夺制江权的战争中占据主动，曾国藩深知一定要提升水师的专业化水平，他对水师编制和战船设计，都花了不少心思和心血。 到1854年2月，衡阳和湘潭两地造船工程全部顺利竣工，一共制成拖罟一艘（也写作柁罟，湘军水师旗舰，是曾国藩的坐骑和指挥部）、快蟹四十艘、长龙五十艘、舢板（也写作三板）五十艘。各类战船，合计一百四十艘。为了降低费用，尽快成军，曾国藩还购买了一百二十艘民船，改造升级为战船，另外还雇佣了一百多艘民船，作为装载辎重的运输船使用。 水师的编制是五千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正营、五副营，一共十营。衡州六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任营官。湘潭四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任营官。 水师每营起初是三百八十八人，配备快蟹和长龙各一艘，舢板八只。后来每营扩充到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三十员在外），长龙增加到八艘，每艘二十四人；舢板二十二只，每只十四人。每船为一哨，设哨官一名，共有三十二名哨官，都归营官指挥。船上都配有数量不等的火炮，用于远战；另外还配有小枪刀矛，用于贴身近战。 请注意这些湘军水师战船的型号和火力配备，这与湘军将来的命运将有着极大的关联。 湘军水师第一批十个营官之中，也将有两个人日后成为叱咤风云、让太平军伤透脑筋的战将。 这两个人都在湘潭战役出场表演：一个是杨载福，还有一个是彭玉麟。他们虽然起初并不是最耀眼的将星，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令人喟叹的是，曾国藩造船组建水师时比较倚重的两员水师前辈成名标和禇汝航，后来却渐渐光环淡去。 书生出身的曾国藩，鉴于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完全是个生瓜蛋子，为了练出一支精兵，只好大量翻阅军事典籍，借鉴历代军事名家战略思想，继承历代兵家的优秀成果，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招兵练兵。 世上本没有路，只要你大胆地往前走，也就有了路，有时甚至还会是一条与众不同的特色之路。 从招兵到练兵，曾国藩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和创新，使湘军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曾氏练兵模式 曾国藩练兵，有一套独特的做法。与当时的绿营和八旗这样的政府军相比，曾氏练兵模式有四个突出的特色。 曾氏模式的第一个特色，是把部队从政府兵变成半私家兵。这是因为湘军的招兵和发饷，都与八旗和绿营有所不同。 先看招兵。湘军招兵工作的原则是，谁带兵，谁招兵，从上至下，层层选拔，团长（统领）选营长（营官），营长选连长（哨长），连长选排长（什长），谁招的兵，就听谁的指挥，而且只听他的指挥。小兵听什长的，什长听哨长的，哨长听营官的，营官听统领的，统领听曾国藩的，说到底，全军只听一个人的，那就是曾国藩。日后湘军还多次出现过换了营官指挥不动部队的现象，已经隐约显示出了私家兵的征兆。 再看发饷。八旗和绿营，拿的是国家统筹工资，按时下拨。湘军的工资，主要是靠曾国藩自己去想办法在地方解决。曾国藩没有掌握地方实权的时候，他的办法，先是找地方长官化缘，后来等他掌握了地方实权，就开始大面积推行厘金制度。 厘金制度是为了筹措军费，在地方临时设置的一种税收政策，也就是到处设卡征税，盘剥过往商人。这个制度的发明人是雷以諴，但用得最好的是曾国藩。为了按时发工资，曾国藩一直高度重视后勤工作，专门设了一个叫做粮台的部门来负责筹措钱粮，在曾国藩手下负责过这个事情的，都是名动一方的能人，比如郭嵩焘。 第二个特色，是书生加农民的新式组合。 曾国藩面试挑兵时，口味与寻常将官大不相同。他比较看好那些身体强壮、为人老实的农民。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流氓无产者，他则一概不予录取。他认为，这些人看起来有些小聪明，能在格斗中占点小便宜，其实这样的人最难控制，一打败仗，保证比领导跑得都快。 曾国藩选将也很有特色，总体来说是文武兼顾、博采众长，尤其喜欢用书生为将，特别是秀才这个层面的落魄不得志书生。这些书生将领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陆营营官罗泽南。 罗泽南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比曾国藩大四岁，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的老乡。罗泽南也是走过科举之路的读书人，从考试成绩来说，罗泽南比不上曾国藩，最好成绩是秀才，也就是生员，咸丰元年（1851）的时候，四十四岁的他，被推荐为孝廉方正，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算不上官职。 学历不代表能力，更不代表学问。学历不高的罗泽南，学问却大得很。罗泽南在带兵打仗以前，职业是民办教师，也就是自己办学校，自己招生，自己教学。罗泽南不但教书，而且写书。他的著作，主要是自己钻研程朱理学的心得和体会，既是学术总结，又可以作为自编教材在教学中使用。罗泽南是一个勤奋的学者，他的专著数量相当可观，十多年时间里，先后写过《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皇舆要览》等，算得上是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 罗泽南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的学生遍布湖湘大地。因为当时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比较浓郁，所以他与当时湖南的一批牛人，比如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有密切的交往。 罗泽南并不是一个书呆子，更不是一个只会空谈务虚的理论家，他虽然继承了程朱理学的基本理论，却大胆吸收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湖南老乡魏源等人的演说，对他的影响就很大。罗泽南主张做学问应该既关注国计民生，能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够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不负平生所学，所以他的涉猎范围很广，“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 下面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罗泽南对经世致用这个概念的解释：“读四书五经之法，则以体之身心为要。其穷理也，因己之所已知者穷去；其克己也，因己之所最偏者克去。敬义夹持，知行并进，则四子五经之理皆在我一身，使或徇为外人，终无益于实用也。” 太平天国的崛起，为罗泽南实践自己的学说提供了舞台。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罗泽南门下一个叫做王珍的高才生，开始编练民兵，叫做湘勇，协助正规军守长沙城。王珍练着练着，觉得越来越不给力，他招募来的那些农民工，根本不听指挥，练不成农民军。无奈之下，王珍只好向罗老师求援，请他出山帮忙练兵。罗泽南本来就不是一个只会教书的书呆子，他一直对学生讲要学以致用，现在学生给了他机会，他当然不能也不想推辞。从此，四十五岁的罗泽南弃文从武，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 这时候，罗泽南做过教师行业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了。由于罗泽南在湖南有较高的人气，加上学生规模庞大，练兵的政治基础和人才基础，都不成问题。很快，他的得意门生李续宾和李续宜两兄弟等人，都前来为老师捧场，成为罗泽南的得力干将。 罗泽南带着湘勇，打了不少胜仗，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1853年，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民兵总司令时，罗泽南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成为他在湖南练兵的现成班底。湘军最初的三营陆军，就是在罗泽南军的基础上升级而来。曾国藩后来曾经非常感激地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这话当然也不完全准确，要说湘军鼻祖，从广义的湘军概念来说，还是非江忠源莫属，毕竟是他开创了湖南本土练强兵的先河。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他的湘军，与罗泽南练的民兵，有着更为直接的渊源。从狭义湘军这个概念来说，罗泽南的确是正宗的湘军鼻祖，湘军就是从湘勇这个胚胎发育而来。他的另一位湖南老乡胡林翼曾经对此有过评价，曾国藩“初募湘军，专依罗泽南、王珍。” 曾国藩重用的书生将领之中，陆营代表是罗泽南，水师书生将领代表则非彭玉麟莫属。 在湘军水师营官中，彭玉麟是“儒将派”的代表人物，后来做到地方最高长官（两江总督）和中央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比起罗泽南来，彭玉麟的书生气更加浓郁。很难想象，一个文弱书生竟能在战场上如此威猛。这就更加显示了曾国藩不同寻常的练兵思路，以及他过人的识人眼光。 彭玉麟，生于1816年，字少鹤，后来改做雪琴，祖籍湖南衡州府（衡阳），生于安徽安庆府。他比罗泽南小九岁，比曾国藩小五岁。彭玉麟出身贫寒之家，因得贵人相助才得到生员（秀才）的资格，一边拿政府补贴，一边读书，后来弃文从武，随军作战。曾国藩到衡阳建水师时就看中了彭玉麟，让他参与筹建和训练水师，购买洋炮装备水师战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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