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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是泡沫性阅读。人家读什么，我读什么，我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就是好的，凡是流行的就是好的，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管这个东西有无文化含量，对自己是否有益，都可以不管。 第三种类型，是超越性阅读。它跟自己的功课无关、考试无关、考资格证书无关、跟职业无关，就是自己有兴趣，我要拿来翻一翻，就是一种精神需要。 下面就这三种不同类型阅读做一些阐述： 一、功利性阅读 中国有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从隋朝科举考试到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在这六个朝代中，中国人读书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种道路，学得的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独木桥。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给每个人提供的可能性非常小，空间很狭窄，生下来就被这个社会规定只能走某一条道路，能选择的路不是很多，要读书只有走科举之路，考上可以去做官。 我们得承认科举制度有好处，它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它提供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一个底层的农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他读书读得好，可以通过科举走举人、进士的道路改变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到上的流动，一个平民可以成为一个贵族。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这种流动空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空间，这个社会是高风险的。无论有怎么样强大的国家机器自下而上的约束，如果社会底层平民一生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怎么努力、怎么奋斗都不可能进入上层社会，生下来就注定永远是底层社会的人，这个社会也是在高度风险中。社会制度安排里必须有一条，要让底层的人有机会翻身，有机会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要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相对而言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有很多平民是通过科举之路往上走出去。 科举考试是一个制度安排，可以让人通过读书实现改变命运的这种机会。全社会对书本、对读书、对字词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这种敬畏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对文化失去敬畏，这个社会很可能退回到原来时代，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社会文明的演化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最初并没有文字，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才产生了文字，对文化的敬畏很可能是社会往更好方向变化的基本动力，科举制度不能一棍子子打死说它不好，它也有很多的好处。哪怕从科举考试产生文官这个制度本身来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考试制度，后来英国人学取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参照中国科举制度。 现在科举制度没了，文官选拔制度也改变了，但在这一千三百年当中，人才的选拔、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比较健全的，每个人都是通过一条路考上去，作弊当然有，一千三百年当中不可能没有人作弊，但大部分是公正的，它具有相对的公正性，在考试上还是要凭真本事，考试时关在里面好几天，吃喝拉撒都在里头。 我举个例子，浙江海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代出版大家，缔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早年他在杭州第一次考举人时，年纪也比较轻，考试时自己要烧饭，连烧菜的锅、柴、米、油、盐都是拎进去，所以有两个篮子，一个篮子装吃用，一个是篮子装写字用的笔墨纸砚。他从来没有做过面条，他把冷水倒下去以后，面条就下去，煮出来的面条都是糊的。回家以后把这些事儿讲给家里的人，就变成笑话，这个笑话流传了一百多年，那一场下来，他考上了举人，跟蔡元培同一期。这样的笑话在科举制度是一代一代都有。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中国读书人影响力实在太深太大，这种功利性、实用性阅读目的非常明确、非常单一，在上千年的中国，给我们中国人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非常强大的惯性，读书就是要有实用，如果不实用，人们就会放弃。 1905年慈禧太后下决心要把科举废除，当时面临外国列强不断入侵的危机，清政府根本无能力抵抗人家，一开始觉得最先进的中国人、最有智慧、最有头脑的第一批中国人魏源认为是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人家会造船、造大炮，就是坚船利炮，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被中国人接受。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840年以前，接受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开始有一批人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去，学习西方的技术，造船、造武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 但是船造出来，武器造出来，舰队建立起来，甲午一战，一打就输给了日本，日本当时的军舰总吨位不如中国人，整个实力应该中国略居上风，但还是失败了，这个比鸦片战争还要更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睡了六十年，中国人没有被鸦片战争打破，1840年至1842的鸦片战争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们还是天朝大国，只不过技术不如人家，学一点就可以了。 甲午战争终于把中国士大夫彻底打醒，读书人发现光靠技术不行，人家技术背后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还得进一步去看清人家什么，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迅速崛起为亚洲的大国靠的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学习了西方的制度。在一部分读书人中间，就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所以就出现了1898年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我们道路先是学技术，觉得学技术不行，我们要学人家的制度，我们也要变革制度，百日维新不就是103天，在这103天当中，真正执行光绪帝变更命令的只有一个湖南省，湖南省巡抚陈宝箴和他的儿子陈三立在湖南搞新政，把湖南省搞得轰轰烈烈。但是103天以后，慈禧太后发现自己的大权削弱，所以发动宫廷政变，改良的道路没有走通，所以才会导致后面清朝的垮台。 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仅仅两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出，一路上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个长期处于深宫的养尊处优的老人，哪里吃得起这样的苦头，从这以后她要下决心要有所改变。1901年她就开始着手做一些新的变化，历史上叫“晚清新政”，我们以往把这个忽略过去，事实上“晚清新政”在清朝后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它做了大量的事情，做的很多事情跟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很相似，而且我们的步伐迈得更远，不光有经济改革，鼓励民间办企业，如果投资总额达到两千万两银子，可以享受头衔待遇，给你一等顶戴花翎，在商业部给你挂一个头等顾问官，如果投资到几百万以上，就可以有七品的顶戴，用这个作为鼓励措施，让中国人去投资商业、去投资工业，这是经济上的措施。在政治上，对政权也有所改革，中国自秦以来，统治结构没有变化，都是六部，但是“晚清新政”产生了一些新的部，像教育部、农工商部、邮电部、包括外交部都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变化非常大，迈的步子比光绪皇帝还要大，实际上执行了百日维新的遗嘱，是一场没有光绪帝的变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慈禧也看到教育的重要性，传统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西方比东方强大的时代，四书五经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应对能力不行，根本无法面对这样一个近代社会，所以开始办新学堂，按西方模式办出了京师大学堂，许多新式的小学、中学都是那个阶段出现的。浙江大学前身求是大学堂也是在那个时代办的。科举制废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学校办出来，学生不来读，有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新学堂，新学堂读出来没有出路，最终社会要承认的还是科举功名，还是要从秀才、举人、进士一路往上考，新学堂走出来的学数学、学外语，但是没有科举功名做不了官，解决不了出路问题，因此招不到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进一步讨论，大家觉得不如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科举考试废除，逼你把孩子送到新学堂去读书，只有这么一条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1905年9月慈禧终于下诏书，把连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给废除了，中国人读书做官的道路中断了，但是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已扎根民族内心深处的读书做官情结，不可能随着科举制的消亡马上改变过来。当时，进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多数人都是贵族子弟，那里仍被看作一个培养官员的官僚养成所，不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意义上跟西方接轨的大学，不是讨论专业知识、精神修养的地方。直到1917年蔡元培到了北大以后，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北大的价值观整个扭了过来。 就整个社会趋势来说，上千年的东西不是一百年就变得过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是把读书跟实用、功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情结不可能一时化解，中国教育最辉煌的时期是1949年以前短暂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产生的大学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国立大学，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第二种是私立大学，以天津南开大学为代表；第三种是教会大学，比较典型的是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大现所处的位置，名义上说北大和燕京是合并了，实际上燕京已消亡，不存在，燕京很多老校友希望恢复燕京大学，但是政府还未同意。燕京大学1919年才创立，到三十年代时就成为一流大学，课堂上不传播宗教信仰，是完全开放的。经济系有一门课专门讲社会主义，教授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三足鼎立、齐头并进，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受到各国尊重的，这可能是高等教育的黄金岁月，所培养出来的人，我们今天都无法超越。 最近纪念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我给《新京报》写了一个评论《遥望西南联大的传统》，重温西南联大的传统时，我就想到那个时候的大学，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实验室就在那些破庙里、破茅草房里，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包括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跟他一期的李政道是浙大的学生。他们在偏僻的贵州、云南这些地方读书，谈不上教学条件，靠的就是师生之间的传授。 有一个笑话说，现在的学生是机械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跟服装一样的生产。以前学生是手工作坊生产出来，一个师傅只能带一个徒弟或者两个徒弟，带出来的徒弟能够祖传师业。现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一个上午多时是九个人，甚至是十几个人，结果是所有人都通过，因为不会不通过，时间来不及，论文看都没看就通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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