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传媒内部格局的变动给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生态带来了许多新特点,报纸不管是对文学新闻还是文学作品的传播,均在反映文学的外在生态层面,而非文学的主体,但它却是文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消长沉浮的一面镜子,也是人们感知文学状况的一扇窗口。文学的网络传播冲击了既有的文学传播秩序,网络创作与阅读活动的后现代特征和网络本身极大的发表空间,使文学对期刊、书籍等印刷媒介的依赖有所松弛,但由于作为网络文学的特质的互动性不足等原因,网络文学传播与其应有的革命性相符的文学观念与价值体系来路尚远。

　　[关键词]文学传播报纸互联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媒体的外部环境及内部格局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单从内部格局来说,一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此消彼长;二是各种媒体内容格局的变动均蕴藏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三是不同媒体的功能定位也时有变化。从文学传媒的总体来讲,文学期刊是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最具体制化特征,同时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它所形构的文学空间是无法相比的,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播生态。报纸和网络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效力,不只体现在载体和介质意义上,更体现在对文学传播新走向的影响上。

　　一

　　报纸副刊,是中国报人的一个独特创造。

　　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是一份有影响的报纸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报业“附出”报与“附张”版的延续,约略与近代中国报业的发端同时并进,《中国日报》的《鼓吹录》,《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晨报》

　　的《晨报副镌》,《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京报》的《京报副刊》,《大公报》的《小公园》,《立报》的《小茶馆》和《花果山》等,其中四大幅刊不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与《新青年》杂志等刊物一起成为新文学的议题设置和建构者。“学灯”、“觉悟”与“副镌”以其各自建立的“学术的”、“思想的”与“文学的”副刊模式,确定了此后报纸副刊的基本内容及编辑走向。副刊的重要来自它具有除了不是新闻信息以外的传播意义,被人认为是反映报纸品位高下的窗口。它是文化认同的象征,同时也通过所登载的作品来张扬某种文化价值。

　　副刊的独特,一在于它既属大众传播同时又是文学的媒介。在大众媒体的功能上,它必须以受众为本位,尽量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而作为一种文学媒体,它的话语精神又趋向于精英的小众趣味。另外,副刊又具有“从属”与“自主”的双重媒介性格,既为“副”自然是相对于作为正刊的新闻版面来讲的,它是新闻版的补充和扶助,现在多强调延伸和呼应;但副刊在形式和内容上往往又自成一格,以虚构的小说、蕴藉的诗歌、性灵的散文与新闻相映成趣。这两个特点曾让它数度引领风骚,也让它在大众媒体走向大众文化的语境下遭遇尴尬。

　　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媒体的运作方式和运作规则发生了许多根本的改度。人们对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全面比优异更重要,充分比精致更具卖点”[1](P3~4),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利益高度一致,人们的信息需求与评价体系单纯而统一,具有精致和深刻特征的精英文化是最有价值的传播产品,而在大众文化时代,由于它本质的多元化,“最具卖点的是对于社会需求变化的敏感性和基于这种敏感性的创新和丰富。”[1]这种变化在90年代以后副刊三次大的格局调整中充分表现出来,而文学传播就在这不断的调整中发生着变异。

　　1991年报刊界兴起“周末版”大潮,它标志着中国刊业开始摒弃严肃的说教面孔而贴近受众,满足受众的多方面特别是休闲娱乐也即“解闷”的需求,在结构和选择传播内容的标准上开始趋向“受众本位”的传播观,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传播业的“平民革命”,还有的报纸在扩版中增加了文学副刊的版面,刊登小小说、散文、诗歌。娱乐性报道因为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饥渴,成为最为抢眼的内容,但总体上并未挤占文学副刊的领地。

　　文学副刊面临的真正冲击是综合性副刊的出现和各类专刊的崛起对它的分解。这一轮扩版潮产生的根本动因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信息的大量需求,他们渴望从报纸上获得大量新鲜、生动,有益的信息,获得能够指导他们生活并能为他们提供消遣娱乐的丰富多彩的新闻。诞生于报纸扩版潮之中的副刊积极拓展空间,种类有了明显的增多,刊载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外延和内涵都得以深化和扩展,由传统意义上的单一的文艺副刊扩展为综合性副刊。而近年来副刊的外延不断扩大,综合性副刊呈现出相对缩减的趋势,传统的文艺副刊也演变成广义上的副刊的一个种类。内容界定愈来愈清晰的专刊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