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的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最早于1944年出版英文版本，历经60多年的时光磨砺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本，斯蒂格利茨和布洛克的所撰写的前言和导言也一并翻译过来，更多的中国学者得以领略其中的高雅学术品味和宝贵学术价值。全书共分为三编：国际组织、市场经济的兴衰、进行中的转变；其中第二编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又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撒旦的磨坊和自我保护的社会。下面我们将采用总—分—总的逻辑思路，从学人对本书的评价为开端，然后按照本书的既定结构分别予以介绍，最终提出全文的结论性观点。
　　
　　作者从“百年和平”谈起，分析19世纪国际秩序的维持机制，提出“经济生活的新组织提供了百年和平的背景”，其中国际金融体系问题成为他开始就十分关注的焦点。接着他转入对20世纪初期世界革命和战争的分析，对“保守的20年代，革命的30年代”进行了阐述，最后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已经映射出这样的结论：“19世纪文明...的解体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因——社会为了使自己不被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作为所毁灭而采取的那些措施——所造成的”。这样就进入了本书的核心内容——对自由市场体系的剖析和国家与制度积极功能的认可，也为最后提出关于“人类命运”的建议作了铺垫。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前言中概括波兰尼的中心思想为：“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这样的概括无疑是经典的。在这种经典总结的背后，就是波兰尼深刻地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致分析，斯蒂格利茨又进一步谈到：“波兰尼强调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自发调节的货币机制三个信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这就把本书核心思想的论据进行了整理分类，作者确实利用很大篇幅讲述这几种要素内在的逻辑，其中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成为作者攻击经济自由主义神话的三个利器；相应地就引申出市场与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关系问题。也正是围绕这些问题，作者分别以“撒旦的磨坊”和“自我保护的社会”为名进行了详细论述。
　　
　　在“撒旦的磨坊”这一部分中，作者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中寻找市场体系发育的内在逻辑过程，从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常识出发来论证社会市场模式的演化，并严密地分析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成为商品的过程具有根本意义，这一方面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实现的，另一方面也导致不切实际的“极端自由市场主义”思想的诞生，并带来了相应的结果。他指出：“经济史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的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而正是由于以上这种对历史事实的歪曲理解和认识导致了错误的社会发展观念。在“自我保护的社会”这一部分中，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在自由市场理念指导下的社会发展所蕴含着的悖论，这就是社会具有天然的抵抗自由市场运作逻辑的自我保护本性，如果人们不能顺应这种本能，一意孤行地推行“纯粹”自由市场思想，那么社会的自我保护本能就会发挥作用，导致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削弱，并产生破坏性张力，也就是说除了“市场失灵”现象之外，还可能带来其他的连带性灾难后果，比如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泛滥。
　　
　　作者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不信任是显然的，这种不信任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根基之上的，他从最基础的层面上证明了这种不信任的来源。他指出：“不管是自由还是和平，都不能在那个经济体系下得到制度化，因为它的目的是生产利润和福利，而不是自由与和平”；这就一语道破了自由市场神话的根本缺陷——它是不能自动带给人类以自由与和平的。此外，他还指出：“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这就进一步将19世纪以降的社会问题与“自由市场主义”思想理念挂起钩来，从世界金融危机的纽约风暴（最终导致世界金本位制的终结）到世界范围内的赤贫现象，再到席卷欧陆的工人运动，无不与自由市场思想存在重大甚至根本的联系，是人类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受到限制的体现。也就是说，自由市场内在地就具有破坏自身存在的潜力，特别是如果他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种破坏更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
　　
　　作者提出了自由市场理想的不可实现性，同时也论证了过度信任自由市场思想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格外提及了法西斯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根源于一种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和政府对自由市场的盲目崇信，导致社会自身的不能良心运行，社会的自我保护功能得以开启，这种功能启动的结果之一就是法西斯主义思想泛滥，并与社会主义思想相互交织在一起。
　　
　　沿着以上的分析思路，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建议，那就是正视制度和国家干预的作用价值；并雄辩地指出，只有正确地发挥社会制度的作用和人类理智能力，人类自由才可以实现。“制度是人类意义和意图的体现。除非理解了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真正意义，否则我们无法得到我们所要寻找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陷入了对人类自由问题的思辨困境中，一方面他坚信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坚定地指出：“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但另一方面，他也颇有失意地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艰难：“社会主义者徒劳地承诺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因为手段决定了目标：使用计划、规制和控制作为其手段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她在宪法中承诺的自由付诸实施，并且，批判者们追加道，这种自由很可能永远不会付诸实施……”。这种失意的背后就隐含着另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吗？如果共产主义难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未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几乎是全人类最核心的话题。
　　
　　除了以上提出的对主义之争的反思外，作者还提出了更具体的一些探索性建议，他指出：“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按照自身意愿组织国民生活的自由”。显然，他把新世界的未来希望寄托在新型的国际合作组织建设上面，期望并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力和良好合作愿望，但直到今天，这种愿望似乎也没有转化为现实，除了欧洲的联合运动显现了略露一丝光明的成果之外，全球性的合作还没有“冒出地平线”。布洛克在为本书所写的导言中说到：“这个新生的运动面临着许多障碍，建立这样一个持久联盟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要调和南北两个半球人民之间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更经常的是相互冲突的……目前还非常不确定的是，能不能对全球秩序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同时又不至于使世界经济因投资者的恐慌而陷入危机”。布洛克的分析是很中肯的，但并不全面，除了南北两个半球的矛盾和全球资金流动因素之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民族主义情绪、全球性总体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霸权观念和民粹主义思想等都是全球合作实现的重要障碍；而且这些障碍因素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目前还难以寻找到祛除的良好办法。
　　
　　波兰尼在最后的部分中把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他果断地向后人指出：“若要使工业主义不致毁灭人类种族的话，就必须让它臣服于人类本性”。这种本性就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不是自由市场的逻辑；社会进步内在的就需要一套良好的制度保障，需要国家对经济活动和市场机制积极和正确的干预，需要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提升和运用。但作者在提到这些之后，也不忘记对“国家干预”的提醒，不忽视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核心地位的重视，他指出：“社会整合的进展应该伴随着自由的增长，计划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加强。人的不可取消的权利，必须在法律的保护下得以践行，即使是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个人的还是匿名的”。同时，他也没有因此而保守起来，他仍旧鼓励人们大胆地去行动，去通过权力和计划等手段寻找创造自由的道路和机会，甚至放肆地谈到：“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在这里作者暴露出了他的过度自信：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再次验证了个人自由—权力计划之间的经常对立，新自由主义思想之所以兴起，正是这种对立的产物；尽管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反过来也进一步证明了波兰尼思想的前瞻性和预言能力。
　　
　　波兰尼在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时指出：“维护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以生产效率、消费经济和管理理性作为代价。工业社会能够承受自由”。这是一种自由至上观的反映，但他又指出这里所谓的“自由”概念和自由主义思想所讲的自由又存在很大差异，并由此论述到：“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存在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也就是说，波兰尼认为真正的人类自由是他视野中的“社会”被发现之后才存在的自由，不是理想型市场经济概念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复杂社会和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依靠制度和干预实现的自由，与马克思所说的“走出异化”的自由十分类似，在这个意义上说，波兰尼在思想深处是与马克思相通的。波兰尼在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他所期望的自由得以实现，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让他失望的；但他对自由市场神话的揭露和批判是坚定的，他仍旧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了干预的渴望，坚信自由市场理念是对人类社会本性的违背。
　　
　　如果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从根本上驳斥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那么，波兰尼的《大转型》则彻底驳斥了自由市场主义的乌托邦。有了对这两个乌托邦思想的深刻揭批，那么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就更加显现出其学术合理性和宝贵的政策参考价值，带着前人的无限美好愿望走到21世纪，我们如果还重复过去的争论，是否是对历史的背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