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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后，三校虽言北还，但局势日乱，1949年大批人员南下，多少削弱了清华的力量。三年后，局势骤变。院系大调整中，国立大学一家独大，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渐告终结。地处京师的名校首当其冲：燕大、辅仁等被撤并；清华、燕京的文科被归并至北大；燕京、辅仁已付阕如，清华成为巨型的纯工科大学，北大则为老牌的文理大学。外界强力以其锐不可挡之势，冲击了文化生态，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是时，颇有渊源的「中国人民大学」已破土而出，成为社会主义的红色圣地34。京城高校出现了「人北清师」的格局35。 文科编制的撤销，基本消除了「清华学派」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清华学派」气脉大乱，乱相频生，五代而衰。此后的清华文科凋零殆尽，面临着重生之大任。 四内涵及其表征 以上的谱系梳理，可以见出「清华学派」之内在实质与精髓乃在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陈寅恪颂王国维之语，但又何尝不是夫子之道或「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呢？第一代掌门人开创的学风在此后得到了贯彻，清华学派由是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上述分析，折射出该学派的基本特征： 1谱系极完整，延续性极好 这与老清华特有的人才机制有关：领导求贤若渴，教师爱才如命；一方面「培养优秀人才」（学生），另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杰出人才」（教师）。因此，师生共进，人才辈出。但这有赖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华学生凝聚力强，有共同气质；二是清华教师重视教学，队伍稳定──这在教师流动性极大的民国时期，其稳定性可能是独有的。20年代中叶，五四落潮后的北大有大量名师南下沪宁穗汉诸地36，而清华文科建制日进，规模日壮，处于上升阶段，大量名师涌入清华，极少有人舍清华而取他处37。而且，这种「有进无出」的态势一直维持了数十年，直到后来才横生逆转。 名师的云集，使其学派极为完善。陈寅恪等人影响了几代学人，特别是国学院的几乎每一届学生，且对此后的钱锺书、季羡林与周一良影响亦深；身为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视教学38，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指导了萧涤非、王瑶诸人；闻一多不仅培育了季镇淮，还提携了此后的朱德熙等；吴宓、陈福田门下除了二三十年代的「龙虎豹」而外，还直接培养出李赋宁等人，而李氏又为数十年后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贡献巨大39。 当然，该特点的深层原因乃是老清华的体制优势。一是选拔机制上，常规与破格相结合。老清华素以择才极严著称，但对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不拘一格选人才」。如钱锺书数学仅得十五分，而中英文特优，清华予以破格录取；华罗庚亦无正规学历，但熊庆来慨然允其入学；吴晗也被胡适推荐至清华；钱伟长英语考试不佳，未被北大录取，而由其叔父钱穆推荐到清华。二是晋升制度上，不惟资历、唯才是举。本国教师与外国教师、本校出身与外校出身平等对待，对优秀教师敢于直升教授。三是福利制度极为优渥。按清华制度，本校教授每五年可有一次定期带薪休假出国进修（如朱自清于1931年开始的「欧游」即是如此）；这在其时亦是绝无仅有。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学派」中相当多人出身清华，但基本上克服了「近亲繁殖」的锢弊，这也与其用人机制有关。一般说来，教师的延聘途径主要有：一、清华毕业后留校助教，渐次晋升（如吴其昌、李健吾、林庚、王瑶、季镇淮、朱德熙）；这只占一小部分。二、清华毕业后放洋深造，然后回校供职，如「庚款留学生」赵元任、胡适等，以及吴宓、闻一多、贺麟、张荫麟、钱锺书、费孝通、华罗庚、陈省身等；这一部分比重最大，大多成为三十来岁的少壮教授，事实上构成了后期的中坚。三、本校毕业生在外校任教（任职）后返聘回清华，如罗隆基等。四、从它校（包括国外）延聘。其中，北大出身者最多，如朱自清、俞平伯、刘文典、冯友兰等；另，南开、东大出身者也相对较多；长期服务于清华的外教亦不鲜见。 2以年龄言之，具有年轻化趋势 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华，学生入校时多为十五岁左右，七八年后二十出头即放洋深造；数年后即获得硕博学位，学有所成后即回国，此时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欧美训练，造就了一流的学人。因此，他们大都成为年约三十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这批人皆为人杰，属学界一时之选。在改行新制的清华大学，学生入学时多为十七八岁，但学制仅四年，多数毕业生仍可在二十出头就留洋，「海归」后也不过三十来岁，很快可以晋身教授。如：李济二十七岁始任教授；叶公超1929年初抵清华就任教授，年仅二十五；贺麟归国后任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出头；张荫麟归国后为清华教授，年仅三秩晋一；沈有鼎与张荫麟同时晋为教授，年仅二十八40；陈铨升为教授时，年仅而立41；「本土派」张清常升任教授时，年仅二十九42；至于钱锺书，更是在二十八岁就受聘为教授；邵循正、任华等人也都在三十岁左右升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萧涤非也在三十多岁就获得了教授。对外校出身的也一视同仁。出身东大的陈梦家号曰「史学天才」，也在三十出头荣升为教授43。及至联大时期，占半壁江山的清华学人，也多是留美博士出身。清华北还之后，李赋宁、与杨绛（季康）均被聘为教授，李仅三十二，杨亦年方三十八，实属相当年轻的女教授。至此，钱氏夫妇均为清华少壮教授。44既便是1952的院系调整后，王瑶也以其卓异的成果而被评为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八。一旦评上教授，学者便无太多职称、生计之忧，便于专心教研。毫无疑问，这样一批三十来岁的教授确保了「清华学派」持续强劲的后劲。 不仅如此，「清华学派」在外校亦影响甚巨。例如，抗战期间，成都燕京大学有所谓「四大名旦」，即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无一不是此派中人45。其时，清华出身的端木蕻梁，1938年就任复旦大学教授时，年方二十六。 因此，在全国范围来说，「清华学派」拥有一批最年轻、敬业的实力派教授，这就类于「五四」前后的北大，拥有一批年轻才高（平均三十来岁、有留洋背景）的教授，当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当时北大的「五四青年」热衷于「谈政治」，「读书不忘救国」；而清华少壮派则是安心于「做学问」，「救国不忘读书」。而此时，清华的年轻教授、外籍教师的比例，均为全国之首。 3以学风论，兼顾文理；兼修文（化）体（育）；兼资人文社科；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严，素质亦全 这在清华的课程设置上就可得到反映46。清华极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体（育）的兼顾（如梁实秋就因体育未及格而推迟一年毕业，钱伟长也因体弱而差点被拒收）47。文科学人多才多艺，如闻一多的擅书法和金石篆刻；不少以理科为业的学人也兼擅文史，如华罗庚、顾毓秀等，这也并非罕见。 清华重新学而不轻旧学，兴西学而不废国学。重西学，首先是重外语。早年清华教育中极重外语，其对外语要求之严，是素享盛誉的；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极少数外语极好的学生才能入读清华。清华研究院也以其极高的外语和国学的要求让人叹服48。后来，大学部只还一度力倡学生们兼修第二外语。及至联大时期，清华文科研究所毕业生均须通过第二外国语考试49。这样的一种氛围，催生了大批通晓多种外语的奇才：老一辈的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稍后的梁实秋、更年青的邵循正、钱锺书、季羡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门甚至二十余门外语。这种现象，作为个案的出现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为普遍的现象，也许就有其体制上的必然性。当然，重西学（洋化程度高）的同时，也不轻「国学」。这种文化氛围和办学（教学）模式铸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执教清华的教师中，横跨数学科的人亦不为少，如陈寅恪长期兼跨国文系与历史学系，还曾一度兼课于哲学系；钱端升二十五岁则兼事外文与历史学两系50；张荫麟二十九岁就兼任哲学系与历史学系教师51。「本土派」本科毕业的李长之，二十余岁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担了文史哲艺、中外文的教学；52吴泽霖亦曾兼任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系教授53。于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语，几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备条件。这就可以解释，为甚么此后数十年中，成就卓异大家中，几近半数都出自老清华。 4兼盛文艺与学术 清华国学院草创之初，即强调要「研究高深学术」54，此与北大（「研究高深学问」）相近55。如果说最初的（留美）预备部还多有「预备」性质的话，那么稍后创立的大学部（本科及大学院）则贯彻了这一宗旨。大学之要乃是研究学问（学术），但多才多艺的「清华学派」成员，却并不以「学术」自封。他们不仅是精于学思，而且是才学兼胜；既精于学问，亦长于诗文。事实上，清华研究院及清华文学院的多数人物都盛产诗文，且质量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数十年中历任系主任几乎皆为文章大家，吴宓、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李广田大都如此。吴学兼中西，文章亦好；朱一直专事创作，在五四前后已是新文学名家，创作实绩斐然；刘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闻早年已是清华才子，后为新诗名手、「新月」派悍将。日后出长清华的李广田虽说学历略浅，创作、评论却是成就颇丰，散文尤工。国文系的教师们亦复如此：俞平伯不仅以古典文学研究见长，年方弱冠即为知堂门下之才俊，与废名等人并为「四弟子」，与朱自清同为新文学名手；放洋欧西、复又任教清华的王力亦是随笔名家，曾同时为数刊物开专栏56；陈梦家与张荫麟并称「史学天才」，早年即与闻一多同为「新月派」巨子，二十岁便出诗选，后又以古文字学名世。出身清华、供职别处的曹葆华、端木蕻梁亦是此中代表，不仅长于创作，亦颇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陈寅恪，则尤善古诗；张荫麟治史极有创获，早年已是与钱锺书齐名的文论奇才；年青才俊的吴晗深研明史亦工于杂文。外文系陈铨精于德文，却于翻译、文论、政论无不擅长；卞之琳等更是年岁轻轻而久享文名。当年「清华四剑客」（季羡林等），在数十年后都成为有数的才学兼胜的大家。吴宓门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仅长于创作、亦精于翻译。当然，更令人称奇的是那文学院的「才子」钱锺书，作为一代大家的钱锺书，更是罕有的奇才。 「清华学派」才学之全，造诣之高，影响之大，都是极为罕见的。当然，上述诸特点的形成，其基础乃是清华本身的精英教育优势。这与其说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天赋地利的硕果。以20年代前期而论，清华每年招生数不过一二百，而报考者则在万人以上57，这种约百分之一的录取率，从根本上保证了清华的生源质量。而保持低录取率，正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基础之一。若无一流生源，再多名师巨匠也徒叹奈何。惟有名师育英才，才可保障这种教育模式的运作；没有低录取率，何来高成才率？ 5专业精神与公共关怀 清华学派虽崛起于「五四」之后，但仍秉承了五四精神。学人们治学甚勤著述极丰，却并未藏身书斋、埋首故纸堆，在专业之外，他们也关心民瘼。虽然其政治观点可以商榷，但其公共情怀不可抹煞。如果说五四前后是北大独领风骚，那么三十年代前后则是清华不甘人后。五四以降，学（文）人问政者甚蘩，其中北大最是活跃，先后有过「新青年」、「新潮」、「独立评论」等派；相应的「新月派」及「战国策」派则是清华学人的动作。二十年代的「好人政府」基本上是北大学人的政治实践，而后来的政治实践就多了清华的身影。其时，在「谈政治」或「干政治」中，胡适、张君劢、王世杰、王宠惠、丁文江、罗隆基、蒋廷黻、吴景超、翁文灏、陶希圣、顾毓琇、何廉等都曾涉足，这其中就有不少与「清华学派」素有渊源。 此外，「清华学派」也有「兼容并包」之气度。这不仅表现在内部的宽容上，而且重要的一点是善于聘请外校教师来兼课。如梁漱溟自不必言，就职于北大的钱穆等人也常被邀为讲座58或授课59。1936－1937年度，清华历史学系出于学科建构的需要而设「中国地理沿革史」，但本校并无史地研究的专门家，因此特从校外聘来谭其骧（燕京毕业），此时谭仅二十六岁60。──我们知道，五四前后的北大，浙、皖两派势力奇大，乃至于让极具能量的蔡元培也不易制衡；特别是其时的国文系，马氏兄弟、沈氏兄弟、周氏兄弟等章（太炎）门友徒几乎左右了全系，让外人极难入足61。 由此可见，如此稳定的名师队伍，如此年轻的教授团队，如此优质的精英培养，如此宽松的文化氛围（教授治校），为「清华学派」的发展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五尾声：嬗变与终结 长期战乱，导致基础教育薄弱；加之扩招，大学生源亦受影响。清华亦不例外。1947年，「教师人数减少，学生人数激增」，「学生程度比战前稍差，此为全国学生普遍现象，任何学系皆然」62。时势对教研影响日增，正常教研安排极受影响。五年后，清华、燕京文科并入北大。「清华学派」的学（文）人不复如初，悉数肢解到北大、科学院等处，学派之「流」被腰斩。 如果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只是在学科建制上根除了「清华学派」的根基，铲除了其文化土壤，那么，此后数十年的人事代谢，则在人脉上消解了「清华学派」的传承。从此，「清华学派」渐成历史，但见故人去，未见新人来。嬗变既已开始，终结可岂避免？ 1949年，一批资深教授远走海外（如胡适、罗家伦、萧公权、李方桂等），亦有青年学子游学欧美，从此再未归国（如杨联升、何炳棣等）。尽管如此，其在谱系上仍属「清华学派」，且基本上贯彻了「独立、自由」之精神。因此，「清华学派」在海外犹有余脉，薪火残存。但是，时光流逝，作为正宗「清华学派」传人的那几代人年岁渐长，先后离世。虽然他们大都学有传人，如萧公权之传汪荣祖、杨联升之传余英时、殷海光之传陈鼓应，海外学界亦有数「小虎」63，说来，虽与「老清华」不无渊源，但离真正的「清华学派」已太过遥远了。及至今日，真正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在海外已是余脉渐绝，薪尽火未传。 1949年，原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远赴北美；1969年，另一导师陈寅恪病殁广州，国学院导师尽去，「清华二龙」仅余其一；1978年，原国学院主任吴宓病逝。至此，清华研究院故人俱尽。四年后，吴宓门之「虎」（李健吾）病故；十四年后，吴门之「豹」（曹禺）西归；又二年，吴门之「龙」（钱锺书）驾鹤西归。「二龙」俱失，「雏龙」安在？！国学院已成往事，文学院亦然归尘。 1984年，金岳霖去世；1988年，梁漱溟去世；1990年，俞平伯去世，老清华「首席院长」冯友兰去世；至1994年，「清华四剑客」已折其半。2001年，周一良去世。至于学派的其它传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昏黄。作为个体的某些老清华人仍然存在，只是，作为「学派」的硕学鸿儒「老清华」，已然不复存在。 事实上，早在1998年钱锺书先生的逝世，便已宣告了「清华学派」的终结。（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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