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范围比儒学要大得多，但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说到底就是“儒学热”，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儒学有助于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共识下，比理论研究更难落实的其实还是教育普及。国际儒学联合会2007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与会专家就认为，缺乏宣传、教育体制内的有效规划，缺乏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党政部门的不少领导干部缺乏同情的了解，可谓儒学普及工作目前面临的三大症结[①]。时隔一年，第二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又在广州举行。考虑到儒学普及是个一时不大说得清楚的时代性课题，笔者以为，其中的“节典化”问题与“课堂化”问题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所谓“节典化”问题，亦即如何理性地审视“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的建言。2006年9月28日，庞朴、张立文、郭齐勇、蒋庆、陈明5位发起人，联合海内外54位学者，在儒学联合论坛、孔子2000网、原道网、儒学研究网、中国儒教网、当代儒学网、华夏复兴论坛、简帛研究网上，同时发布了《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指出：“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而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人类文明史载以来的第一位教师。在此，我们郑重向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建议：以孔子诞辰，即9月28日，作为中国的教师节。”建议书还说：“世界正逐渐把目光投向中国。令我们尴尬的是，早已经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把孔子诞辰作为法定的教师节，而孔子的母国却迟迟不得实行之。难道需要等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再把孔子诞辰抢注为‘世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之时，我们才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吗？”
　　
　　回顾历史，1931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爽秋、程其保等发起，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以孔子的诞辰8月27日为教师节；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将教师节与5月1日国际劳动节合并一起；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并决定9月10日为我国的教师节。
　　
　　这里，毫无必要在2006年的民间建言与1939年的政府决定之间建构离奇的联想。倒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无论全民性的节日，抑或行业性的节日，大凡都是为纪念某种深厚的文化传统或者某个著名的历史片断设立的。比如全民性节日中，从2008年起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进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在行业性节日中，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是为了纪念国际医务护理创始人南丁格尔，11月8日记者节是为了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今天的9月10日教师节不是全民性节日，而是行业性节日，可它又是在何种历史资源上建立起来的呢？
　　
　　事情源于1984年12月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一起床就忽然想到老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他当天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北京晚报》，第二天《北京晚报》刊出了《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12月15日，北师大钟敬文、启功、王梓坤、陶大镛、朱智贤、黄济、赵擎寰联名，正式提议设立教师节。一个多月后，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了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的决议。据说作出这一决议的理由在于：每年9月10日，全国大、中、小学的新学年开始了，学校要有新的气象，新生入学伊始即开始尊师重教，可以给“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气氛。
　　
　　很明显，以9月10日为教师节，缺乏内蕴深邃的历史资源予以支撑。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很热，但儒学的恶名犹存，自然不能苛求北师大的知名学者们经由孔子诞辰而倡议教师节。现在的情形则不同了。2007年8月13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执行机构叶选平会长的来信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批示：“儒学研究对继承、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都有重要意义。请中宣部调查研究这一工作如何和体制内结合起来，并协调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在经费上给予支持。”[②]在此背景下，以孔子诞辰作为中华民族的教师节，至少也有足够的理由提上体制层面的议事日程。更何况，孔子的诞辰——9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定为世界教师节，1971年美国参众两院立法作为美国的教师节，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也都定为教师节或庆祝日。可见，孔子不仅是中国教师的鼻祖，也是全世界教师的荣耀。
　　
　　所谓“课堂化”，亦即如何客观地辨析“《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的倡导。2008年4月14日，郭齐勇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一文。文章指出：“几十年以来，我们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不容忽视。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谐社会的建构，对长治久安，对人的全面发展，百年树人的大业与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建议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学经典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其实也是2007年第一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就认为：儿童阶段，以读儒家的启蒙读本如《三字经》、《弟子规》为宜；小学至初中阶段，以选读《论语》、《大学》中的有关章句为宜；高中阶段，可讲读《四书》，为进一步学习国学奠定基础；大学阶段，可从儒学的历史价值、当代意义等方面，开展多角度的专题讲座[③]。
　　
　　更早一些，2004年5月，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十万之文，经典精华尽在是；十二之册，圣贤法言萃乎此”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丛书，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课题实验用书和全国“儿童读经评比活动”统一定本，由教育部下属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但是，7月8日，著名媒体 、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就对蒋庆经由这套丛书力图提倡的“读经运动”，在享有盛誉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旗帜鲜明、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至今余波未息的“读经之辨”。
　　
　　尤其是针对《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的出版以及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所说的“教育部决定2004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方克立2005年3月4日致信教育部部长周济，强调“蒋庆、康晓光已把新儒家热心于儿童读经运动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为‘复兴儒学（教）’培养人才，服务于他们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需要。这与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专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并要求“停止试用和推行蒋庆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④]。
　　
　　方克立致周济部长的信，迅即被批转给教育部有关司局。2005年6月20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布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声明》开篇指出，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的说法，“试图造成教育部也认同‘少儿读经’的主张，支持他们设置儒学基础教程的印象。这些做法混淆视听，蓄意误导社会舆论，把基础教育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要求与‘少儿读经’混为一谈，必须予以澄清”；结尾认为，“蒋庆在关于‘复兴儒学’的一些文章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散布了许多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错误观点，有的论调在学理上非常荒谬，在政治上十分危险”[⑤]。
　　
　　众所周知，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1911年封建帝制被推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孔家店被打倒以来，不论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声称“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总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还是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各学校在礼堂和公共场所悬挂书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字的匾额，举凡“尊孔读经”，一律视作“复古逆流”，早已成为我们民族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21世纪才走过短短几年，儒家经典是否应该进入课堂，同样聚讼纷纭，足见读经问题之非同寻常。
　　
　　当今时代，世界格局复杂，道德观念淡薄，民族性的人文焦虑严重。就真切地培育“伦理共识”、强力地塑造“文化认同”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之中是否还有其他宝藏胜过《四书》，值得探究。《朱子语类》卷19说过：“《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益少。”朱熹还说：读《大学》，可以“定其规模”；读《论语》，可以“立其根本”；读《孟子》，可以“观其发越”；读《中庸》，可以“求古人之微秒处”（《朱子语类》卷14）。欧阳修当年甚至估算过，《论语》有11705字，《孟子》有34685字，以中人之资，每天背诵300字，4年半即可把《四书》、《五经》诵读完毕[⑥]。正是从缅怀历史、展望未来的角度看，让《四书》进入今天的中学课堂，似乎也不失为一种合理化建议。
　　
　　孔子诞辰是否可以成为教师节，关联着民族节日系统如何重新设置；《四书》是否应该进入中学课堂，涉及到国民教育体系怎样重新更替。作为儒学普及工作的重要内容，两者的意义在于：如果以孔子的诞辰作为教师节，儒学的普及就可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仪式功能，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如果《四书》得以在中学教学中课堂化，儒学的普及就将拥有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平台，所谓“建国莅民，教学为先”也。这样一来，“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文化儒学、生活化儒学就会成为我们自觉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充盈内心的人文信念。
　　
　　基于种种特殊原因，即使到了今天，孔子以及儒学问题依然十分敏感。因此，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这里讨论“节典化”和“课堂化”问题，坚守的基本立场是人文化儒学而不是制度化儒学，是生活化儒学而不是政治化儒学。至于“重建儒教”之下的“儒教入宪”、“儒学取士”、“儒典育人”等极端性理念，不利于儒学的当下普及，当属不言自明[⑦]。当然，老是由做研究的人来谈普及，儒学又如何能够真正地普及呢？儒学普及工作之难，由此亦可见一斑。
　　
　　（2008年5月1日写于中山大学。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8年第15期，2008年5月25日出版。提交2008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收入电子刊物《儒家邮报》第75期，2008年8月25日出版）
　　
　　[①]参见《国际儒学联合会执行机构2007年工作回顾》，国际儒学联合会文件（国际儒联字【2008】第2号），2008年3月31日印。
　　
　　[②]参见《国际儒学联合会执行机构2007年工作回顾》，国际儒学联合会文件（国际儒联字【2008】第2号），2008年3月31日印。
　　
　　[③]参见《国际儒学联合会执行机构2007年工作回顾》，国际儒学联合会文件（国际儒联字【2008】第2号），2008年3月31日印。
　　
　　[④]参见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载张世保编：《大陆新儒学评论》，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78～181页。
　　
　　[⑤]参见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载张世保编：《大陆新儒学评论》，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82、185页。
　　
　　[⑥]参见左松涛：《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⑦]参见杨海文：《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刺猬”与“宗教狐狸”》，《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杨海文（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哲学博士，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