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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海德格尔为何在对东方思想感兴趣的同时又刻意地掩饰他与东方思想的关系。对这个问题，首先可能的回答在于海德格尔自己的一个直接解释：他在1969年致“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学术会议”参加者的信中谈到东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并且认为：“在这一事业中始终存在着的最大困难，就我所见而言，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几乎毫无例外，没有人能够精通东方语言。”[73]而早在1949年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他在谈及对老子《道德经》的翻译时便曾说过，“对于那些我在语言上不熟悉的东西，我都保持怀疑态度(skeptisch)。”[74]这意味着，海德格尔之所以对其所受东亚影响避而不谈，乃是出于学术上审慎的原因。 但另一种较为隐蔽的想法可以在较早的《存在与时间》中发现：“尤其在考虑到此在之解释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意见抬头：对最陌生的那些文化的理解，以及这些文化和本己文化的‘综合’能使此在对本身有巨细无疑的而且才是真实的阐明。多方探求的好奇与迄无宁静的一切皆知假充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此在之领会。归根到底却仍然没有确定而且没有诘问：究竟要加以理解的是什么？仍然没有理解：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能在，这种能在唯有在最本己的此在中才必定变成自由的。”[75]在这里，海德格尔所表露的担心在于：对陌生文化的理解和借鉴会成为一种“多方探求的好奇与迄无宁静的一切皆知”，但却无助于对最本己此在的理解。 这与他在1966年的著名“《明镜》访谈”中所表达的信念或许是一脉相承的：“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是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的，一种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76] 这两方面的考虑，无疑是导致海德格尔掩饰自己的思想与东方思想之间直接联系的主要因素。 从目前国际学界对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关系的研究结果来看，主导性的观点在于：海德格尔从东方思想中获得的更多是共鸣，而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在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之间存在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前建构的和谐”[77]。这也与海德格尔本人的一段话相应合：“因为在哲学思想中弥漫着最高限度可能的联系，所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思想着同一件事”。当然，他并不是说，这种思想就是一味的重复，因为“这同一件事却有这样的根本性与丰富性，以至于任何人都不能把它想光了，而是每一个人都只能把每一部分联系得更严密些。”[78] 但这里还是应当强调一点：东方思想对海德格尔来说显然不只是一个仅仅能够引发思想共鸣的同道俱乐部，而且还是一个能够从中一再获得思想启示和支持的图书馆或资料库。 就总体而言，海德格尔更多是从东方思想中看到了他所想看到的东西，并且理解了他所能理解的东西。尤其对于佛教思想，海德格尔离得还比较远。尽管如此，与一度把佛教看作是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之结合的雅斯贝尔斯相比[79]，与始终无法明白一个佛教圣者为什么要比一个永远酣醉的人更可取的罗素相比，海德格尔已经算是有慧根的了。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发现，海德格尔在与东方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的相遇中所表达的误解多于理解，珀格勒的话依然是一个积极的事实：“在开启西方与远东之间对话上，海德格尔比其他任何欧洲哲学家都做得更多”[80]。就此而论，海德格尔能够成为在东亚被阅读和讨论得最多的当代哲学家，也是他所应得的。 倪梁康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特别说明：主要参考文献部分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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