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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说，正是诗人的语言「使在一民族和她文化的各个历史时代中，公开显现出在我们日常语言中所谈论和处理的东西。」〔三三一〕 对诗人来说，这是对诗歌言辞力量的公开恭维。诗人使一个民族获得了同一性。就象荷马[Homer]和赫希奥德[Hesiod]一样，他们给民族提供了诸神，并以此为民族提供了「道德规范和习俗」[SitterundBrauch]。诗人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真正的发明者。荷尔德林在他的诗中，把诗的力量作为题目，所以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为「诗的诗人」。 接下来海德格尔把诗所作的文化奠基活动，同其它伟大奠基活动联系在一起，与哲学性的世界的展开、国家的奠立联系在一起。「基本情绪[Grundstimmung]，即一个民族之人生此在的真理，最初是由诗人奠基的。通过思想家......如是被揭示的实存的存在（Seyn[desSeienden]）即如其为存在（Seyn）而被把握。......而因着民族如其为民族带回到自身，如是被把握的存在[Seyn]将藉此......被置于定了情绪的历史的真理之中[indiebe-stimmtegeschichtlicheWahrheitgestellt]。这是通过国家创建者创建国家而实现的」。（《海德格尔全集》第三九卷，第一四四页） 诗[作]、思想、政治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能成就有着巨大力量的作品[WerkevongrosserMaechtigkeit]。联系到荷尔德林，海德格尔说﹕「很可能有一天，我们必须从日常性中退出，必须退到诗的力量中去，然后再也不会象我们离开时那个样子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了。」（《海德格尔全集》第三九卷，第二二页） 诗人、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成了其它人的命运，因为他们是创造性的，通过这种创造，有某种东西出现在世界之中，这种东西在其周围创造了一个「晕圈」["Hof"]，其中出现了新的人生此在关系[Daseinsverhaeltnisse]和可洞见性[Sichtbarkeiten]。这些作品在实存的背景[LandschaftdesSeienden]中星罗棋布，满载力量，如带有魔法般。它们的创造海德格尔亦称之为「战斗」[Kampf]。在一年后所作的讲课《形而上学导论》[EinfuehrungindieMetaphysik]中，他是这样谈论这种创造性「战斗」的﹕「这种战斗首先设计和发展出了一种前所未闻的[Unerhoerte]，至今未被说及的[Un-gesagte]，未被想到的东西[Un-gedachte]。这个战斗后来为从事创造活动的诗人、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所承担，他们建立了一个作品群，同强大的支配力相抗衡。在作品中将此过程中开放出的世界固定[bannen]下来。」。（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一九八七年，德文版，第四七页） 我们已经看到，海德格尔是如何被希特勒的「创造性的」国家建立活动所「迷惑」(gebannt)，现在该轮到荷尔德林的诗的权力范围[Machtbereich]。对纳綷主义革命有效的，在这里同样有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其图宾根演讲「纳綷主义国家中的大学」[DieUniversitaetimnationalsozialistischenStaat]中，海德格尔就已警告，切勿把革命的现实看作某种手头现成的或者事实性的东西。如果这样看待革命，人们便无法体验到它到底是甚么东西。人们必须深入这个现实的魔力区域内部去，让自己在其中变化。这适用于荷尔德林，亦适用于一切伟大的诗作。它要求人们决断，是投入它的漩涡之中，还是保持自己同它的安全距离。荷尔德林的诗就如政治和思想一样，只向作出决断者展开自己，成为革命的事变，成为涉及整个人生此在的变革。但是，只有少数人肯去冒这个风险。海德格尔试图去分析安全距离的策略﹕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不要使人的诗的强力言辞变为现实。于是有人把诗理解为经历和想象的「表达」，它有娱乐价值，对拓展精神的界限有裨益；或把诗看作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为现实关系的美化或掩饰；又或者认为－－这里海德格尔引用了纳粹意识形态－－「诗是民族生物学上的必然功能」。（《海德格尔全集》第三九卷，第二七页）海德格尔讽刺说，消化也是民族的必然功能。这种并不进入现象的影响力范围之中，而只从外部来规定它、固定它的立场，海德格尔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liberalistischeGrundeinstellung]。「如果『自由主义的』这个被人用滥了的字眼还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它就是指这种思想方式了。因为它从根本上，并且从一开始，便只想证明自己所认为的东西、自己想好的东西、进而将之变为仅仅是自己的看法的对象。」（同上，第二十八页） 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词的独特的使用，所指的是无思想的、无情感的、在方法上回绝沉浸于事物自身的意义之中。人们总想走到事物「之上」、「之下」或「之后」，却无论如何避免被牵扯到事务「当中」。在这里，海德格尔的批评涉及的是荷尔德林「诸神之夜」的典型心情。 荷尔德林说，我们「今天的人」尽管「经验丰富多样」，即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但我们丧失了感受自然、感受人类关系的丰富性、生动性的能力。我们失去了「神性」，这就是说，「精神」离开了世界。我们屈服于自然，「望远镜」跻入到万有的幽深冥远之中。我们在显现的世界的「稳固的阶梯」上仓促行进。自然与人之间的「爱的联系」被我们做成绳索，我们嘲笑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我们成了最精明的种类，甚至为能看到诸物赤身裸体而飘飘然忘乎所以。于是，人们再「看」不到土地，「听」不到鸟鸣，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也变得「枯燥无味」。这一切在荷尔德林那里都是「诸神之夜」的表现。它意味着世界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意蕴和辉煌力量的消失。14 按荷尔德林的理解，诗人要使已经没落的世界的整个活生生的内容重新在语言中突现。因为诗人只能追忆在没落了的事物，所以他是一「贫困时代的诗人」。 在荷尔德林这儿，赋有神性的东西不是彼岸的领域，而是人类中改变了的现实，处于人际之间，并在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这是向世界开放的、不断上升的、充满冒险精神的、紧张的、清醒的生活，不论是个人还是一般的都是如此，是对在世存在的欢呼。 在二十年代，荷尔德林式的神性事物被海德格尔称为「本真本己性」[Eigentlichkeit]。现在海德格尔又为它找到了一个新名称﹕「对亲身存在（Seyn）的关联」[derBezugzumSeyn]。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已把人生此在解释为，总是处于同存在的关系[BezugzumSein]中。即使回避于非本真本己性中，也是隶属于这种关系。当人清楚地把握了，即，「本真本己地」生活了它时，这种同存在的关联[BezugzumSein]便成为「对亲身存在的关联」[BezugzumSeyn]。从现在起，每当海德格尔意谓「本真本己」的关联时，即那种将人生此在在这个意义神圣化的关联时，他便把存在（Sein）中的i写成y（Seyn）。在人生此在中向赋有神性的东西开放，本身就意味着，自身开放，勇往直前，直至本真本己的无底无根性[zureigenenAbgruendigkeit]，直至世界的奇迹。 人们可以认为，这个自身开放，完全是个人的、决断性的人生此在自己的努力成果。在《存在与时间》的本真本己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确实是这种突出个人性的视野，而在诗人和思想家的英雄的形象﹔他们为整个民族「奠基」了〔三三四〕诸神和赋有神性的东西。这里突出个人功绩的观点一直起著作用。但是现在，海德格尔更强调历史的、集体的视野。在历史上，有的时代特别有利于这种亲身存在关联的发展，也有一些时代使亲身存在关联十分难以发展，甚至使之根本没有发展的可能。「诸神之夜」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说法，「世界的阴暗化」，完全取?于这个整个的历史时代。对海德格尔来说，荷尔德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古老的诸神已经消失，新的诸神尚未到来之际，他单个一人即是姗姗来迟者，同时又是提前早到者，他彻底感受到了失落的痛苦，而且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未来的暴力的苦难。荷尔德林晚年在诗中吟道， 但是，朋友﹗我们来的太迟了。不错，诸神还活着 但在头上的另一个世界里...... 因为一个软弱的容器，并不定能容下它们的。 [AberFreund!wirkommenzuspaet.ZwarlebendieGoetter, AberueberdemHauptdrobeninandererWelt... DennnichtimmervermageinschwachesGefaesssiezufassen] 海德格尔把这几句诗和另外一首「如在节日的之时......」[WiewennanFeiertagen...]的诗句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神的雷暴下，我们得到了我们应得的 诗人们﹗脱掉帽子?立着 用自己的手去 把握父亲的电光和他自己 使歌声充满民族，在掩蔽中交给它们天国的赠品。 [Dochunsgebuehrtes,unterGottesGewittern, IhrDichter!mitentbloesstemHauptezustehen, DesVatersStral,ihnselbst,miteignerHand ZufassenunddemVolkinsLied GehuelltdiehimmlischeGaabezureichen] （引自《海德格尔全集》第三九卷，第三十页） 在诗人头顶上「神的雷暴」这幅图象，被海德格尔解释为﹕「被放逐于亲身存在的强大力量之中」。（同上，三一页）接着他又引用了荷尔德林一八○七年十二月四日去法国波尔多[Bordeaux]旅行之前，给朋友Boehlendorf的信里的一段话﹕「否则我就可以为新的真理，为一种在我们之上和在我们之下的特别的洞见而欢呼了。但我现在担心，最后我会象古老的坦塔罗斯[Tantalus]一样，从众神处得到的太多而难以消化。」在旅行回来之后，荷尔德林迷惘不知所措，他又写信给他的朋友﹕「那巨大的元素，天上的火，人的静，不断的向我进攻，如果学着英雄的口吻来讲的话，我可以说，阿波罗击倒了我。」（《给Boehlendorf的信》一八○二年十一月） 海德格尔解释说，「荷尔德林勇敢向前，也许前进得太远了，进入到了一个精神思想和历史的人生此在一起发生威胁作用的领域。」（《海德格尔全集》第三九卷，一一三页）当民族不禁锢在「无灾患的困境之中」，因而给它的诗人「派不上用场」时，诗人便不得不单独承担这一切，痛苦和过于巨大的幸福。荷尔德林生活于其中、将其吟颂成诗的「基本情绪」，在人民中找不到回响。它必须「加以调整」[um-gestimmt]。「这批头胎新生儿，必须在为调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蹒跚而行的情绪而进行的战斗中牺牲自己。他们就是那些诗人，在其寓言[Sagen]中，他们把一个民族的未来的亲身存在道入其历史之中[daskuenftigeSeyneinesVolkesinseineGeschichtevoraussprechen]，他们的声音命里注定被人忽视（同上，一四六页）。 海德格尔说，「他们就是那些诗人」。但他所指的也包括「那些思想家......」。因此，这也是海德格尔给自己描绘的一幅自画像。因为他想让人们把他自己也看作和荷尔德林的同路人，他也向「诸神的雷暴」开放自身，而且受到亲身存在的闪电[BlitzdesSeyns]的打击。他也为人民的无灾患的困境而日夜操劳。他也为人民「创造」了一个作品，但是没有受到正确的对待。「我在他们那儿派不上用场」，海德格尔一语双关地引用着荷尔德林的话，接着提到正在进行的革命﹕「德国人对这令人恐惧的言辞充耳不闻，这还会持续多久﹖如果人生此在的巨大转变尚不能擦亮你们的眼睛的话，你长着耳朵又能听到甚么呢﹖」（同上，第一三六页） 这里又是那「伟大的转变」，纳綷主义起义的形而上学革命。这肯定就是那本真本己的时刻了。因为新的「亲身存在的奠基者荷尔德林终于应该有了知音。荷尔德林在冒险中走在人民的前头，「又一次大量地动用诸神，以便创造如一个历史的世界。」（同上，二二一页） 海德格尔又一次庆祝伟大的「起义」。如果这世界历史的时刻曾属于荷尔德林的话，为甚么就不会有属于海德格尔的时刻﹗但海德格尔清楚，他当校长失败之后，直接的政治行动，「组织活动和行政管理活动」已与他无缘。他的任务是用「另外一种形而上学，即亲身存在的新的基础经验[eineneueGrunderfahrungdesSeyns]」来服务于这个起义。」（同上，一九五页） 半年之后，在《形而上学导论》的课堂上，海德格尔描述了，这个「起义」如何受到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的威胁，以致有被窒息的可能。在这里，他大胆地对时代提出了现实的哲学诊断。在他的想法中占中心地位的，是被他称之为「思想精神失去力量的进程」[dieEntmachtungdesGeistes]。（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一九八七年，德文版，第三四页）首先思想精神被压缩为工具理性，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成为「智能」[Intelligenz]。〔三三六〕它只管「对现成给定的东西进行计算和观察，以及如何可能重新改变和生产它们。」其次，这种只知计算的「智能」，又被当作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教条来使用。在这里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技术迷信，也提到民族种族主义[voelkischerRassismus]。「不论这种『智能』服从于物质的生产关系规定和统治（如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是服务于对一切已有的规律性的明智的整理和解释（如在实证主义中），或是在对民族的众人和种族进行有组织的控制活动中实现这种服从」，（同上三六页）精神进程的力量总是已经丧失了它的自由活动性，以及以自身为目的的尊严。同时它也失去了对存在的开放性。经济上，技术上，种族上的全体动员的结果是「世界之暗蔽」[VerduesterungderWelt]，对此海德格尔作了十分形象的表述﹕「诸神逃离，大地之破坏，人的群体化，对一切创造性和自由的仇恨猜疑」。（同上，第二十九页） 海德格尔所描述的这幅阴暗的图景，也是一九三五年德国现实的写照。一九三三年起义之精神已经受到威胁。在外部受到美国（＝技术总动员）和俄国（＝经济总动员）的威胁。「这个欧洲总是盲目跃进，自寻灭亡。如今处在来自俄国和美国的两方面的压迫之下。形而上学地看，美国和俄国完全是一回事。同样都是脱缳的技术化和组织化，是对正常人的无根的组织。当技术占领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个角落、可以对之在经济上任意盘剥之时，当在随便甚么地方、随便甚么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件，都可以任意快捷地为我们通达......如果时间只剩下了快速，瞬息和同时，而一切来自民族的所有人生此在的、作为历史的时间销声匿?之时，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就形成了胜利凯旋的话－－然后又会怎么样呢﹖在这光怪陆离，躁动喧嚣之外，仍然有一个问题像幽灵一样徘徊﹕为了何故﹖－－何所往﹖－－然后又如何呢﹖」（同上，第二九页） 但起义之精神还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那就是种族主义的威胁（「一个民族的生命群体和种族的有组织性导向」）。 在纳綷主义革命中，海德格尔看到抵御无可救药的现代发展的一种力量。对他来说，这正是这个「运动的伟大和内在真理之所在」。（同上，一五二页）但一九三五年他看到一种危险，有着最佳的推动力的运动有满盘皆输的危险，有成为「被脱缳的技术化和组织化，对正常人的无根的组织。」的牺牲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位哲学家挺身而出，捍卫革命暴动的原初真理。他必须耐心的武装自己。「哲学本质上就是不迎合时代之要求的。因它属于那为数不多的事物的一群，它们的命运就是从来在所在时代的那个今天里（自己所处的时代，从来就）找不到直接的共鸣，也从来不应找到。」 他只字不提自己刚刚放弃的尝试﹕企图在当时代寻求直接的共鸣的努力。在哲学抓权失败之后，海德格尔又回到孤独的哲学之中。如荷尔德林的榜样一般，哲学欲以个人的苦斗来防止世界晦暗的时代危险。从自己的政治上的短途旅行的失误中他学习到﹕为真实东西的所作的准备工作，非朝夕之事。虽则「亲身存在之启示」[OffenbarwerdendesSeyns]已偶或生发于哲学中--于他的哲学中，但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事变才会辐射到整个社会里去，并从根本上改构这个社会。因此，这段时间只能是贫困的时代。思想者，无论是荷尔德林还是海德格尔，都必须在这个形而上学的艰难之处坚持忍耐，保持坚记未竟之业。 海德格尔对他的哲学幻想坚定不移，但他却开始把这种幻想从同纳綷主义的牵扯中解脱出来。 对海德格尔来说，实在地存在的纳綷主义曾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革命，是在民族共同体的根基上的一种「亲身存在的启示」[OffenbarwerdendesSeyns]。如今在他看来，它却越来越滑向一种被出卖了的革命的体系。因此真正的纳綷主义者－－海德格尔一直觉得自己与它有认同感－－必须变成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把他的任校长的失败变成了好东西，在他的存在历史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先驱。只不过他来得过早，因此陷入被时代碾碎抛弃的危险之中。他成为了荷尔德林难兄难弟。 注释 1.编者注：本文节录自Safranski：《一位来自德国的大师》(EinMeisterausDeutschland),Muenchen1994。第十六章，文中[]号内的文字一律为编者的增补。 2H.Arendt,VomLebendesGeistes.DasDenken.Muechen,1989.S.196. 3编者注：Todtnauberg是位于黑森林内的一个村区，为海德格的小舍之所在地，《存有与时间》即于该处成书。 4.Nietzsche,WillezurMacht,Frankfurta.M.,1992.S.297f. 5编者按："Nationalsozialismus"在本文统译为「纳綷主义」，转为形容词时则按文理译为「纳綷的」或「纳綷主义的」。"Nationalsozialismus"一词之直译为「国家社会主义」，「纳綷主义」是据简写"Nazi"音译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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