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哪儿﹖
　　
　　色诺芬（Xenophon）记述了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美好的传说。苏格拉底参加了波罗奔尼撒战争，是表现（一个）十分勇敢的战士。但是有时候，在部队前进中，这位战士突然陷入沉思，站住不走了。一站就是一整天，忘了自己，忘了地点，忘了身处的环境。当他突然想起甚么或者注意到甚么值得他思考的东西时，他便游离出他自己的现实。他完全处于思想力量的控制之下。他觉得没有甚么地方可以作为他的归宿。思维的无归宿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过程，思维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他乡异地。根据我们对苏格拉底的了解，精神思维的这个他乡异地是一个前提，使他能战胜死亡的畏惧。被思维所驾驭的苏格拉底坚不可摧﹕你可以置他的肉体于死地，但他的精神还活着。他从人生此在的斗争中解脱出来。当亚里士多德赞美哲学无所不在时，亚里士多德所想到的，就是身处流转不息的环境中，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陷入沉思的苏格拉底﹕「既不需要任何装备，也无需练习的场地，...在大地上，如有谁献身于思维，那么他就会达到真理，好象真理就在那里一样。」2
　　
　　但是，苏格拉底是城邦哲学家，是雅典市场上的哲学家。在那里，想带着他的他乡异地之许诺，带着他的哲学的不在场性，在市场上、城市里出场。
　　
　　海德格尔却是一个有固定位置的哲学家。在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期间，他以十分坚定的语言与所谓「软弱无力、无根基的」思想的斗争。但现在他注意到，他踏足其上的新革命现实的基础，已经在他脚下开始动摇了。在就应聘一事去柏林洽谈时，他在给伊莉萨白贝特‧布洛赫曼[(ElisabethBlochmann)]的信中说﹕「整个事情都会是无根基的。当我离开柏林的时候，我感到一身轻快。」（一九三三年九月一九日《海德格尔布洛赫曼通信》，第七四页）
　　
　　在这封信里，海德格尔谈到他进退维谷的处境。一方面「我......认为只需认识一件事，我们正在为巨大的转变作准备，我们必须参与这一开创性的事业」，另一方面，「我眼下已经远离了我自己的工作，尽管我每天都感到，日常的活动每天都在......把我推回到其中去。」
　　
　　推回到哪里面去呢﹖
　　
　　我们可以对他的思维之所在预先作一下定位。一是幻想中，一是实际中，一是在哲学的古希腊，一是在乡下，更具体的讲，在托特瑙山(Todtnauberg)。3
　　
　　海德格尔要在纳綷主义革命中，实现他的古希腊之梦。对此尼采早在五十年前已有过精辟的论述﹕
　　
　　「德国哲学整体上看......是迄今为止存在的最缜密......的思乡病。......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归宿。开始人们要求回到可能是其归宿之处，因为人们想在哪里找家﹕这就是古代的希腊世界。但回到那里去的各种桥梁恰恰均已被毁－－只有概念搭成的虹桥除外。此外为了通过这座虹桥，人们必须十分细腻，非常轻灵，非常单薄﹗真是十分幸运，人们还有趋向于精神之事的意志，而且几乎是趋向于精神性本身的意志，人们想回归，想通过教父回到希腊。......德国哲学是趋向于文艺复兴的意志。......是古典哲学的发掘者，首先是苏格拉底以前哲学，那所有古希腊圣殿中埋没最深者......的挖掘者。我们会一天天的希腊化，首先，完全合乎情理地，在概念和价值评估中，变成仿希腊的幽灵，但愿将来我们的肉体也能如此﹗」4
　　
　　我们已经知道，海德格尔想要在社会躯体方面回到古希腊去，把纳粹革命作为「古希腊哲学爆发」的原始「力量」的重建（校长致辞）。5
　　
　　另外一个所在就是乡下，在托特瑙山，在他的黑森林的高峰上，海德格尔受他的古希腊之梦的感召，从这里下到政治的大平原。这里他认为会有所得，因为这里正在起义－－一切伟大的东西均是在暴风骤雨中诞生的。
　　
　　在从事政治的几个月中，海德格尔经历着十分痛苦的经验。他不能按他的愿望把两个世界－－一个是他在其中思维的世界，一个是他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合并在一起。一九三四年三月，海德格尔在广播里发表讲话，公开拒绝柏林聘请。《创造性的山水风光：我们为甚么留在省里﹖》讲话遭致很多的攻击。人们常常只想看到讲话中的意识形态化的故乡浪漫主义和农民浪漫主义，而实际上，在这里海德格尔告知我们的却是既简单的、但对他来言为最本质之体验。「我的全部工作......是由这座山和这里的农民所肩负、所实行的。很长时间以来，山上的工作被山下的商谈、旅行、报告、谈话、教学活动所中断。只要我重新回到山上，在小木屋里的人生此在的头一个小时里，以前问题的整个世界便会迎面而来，而且以我离开它们时的那个老样子出现在我之前。我将直接进入我的工作的自振中去。我根本不能驾驭这种自振的隐蔽的规律。」（海德格尔《思想经验》，一九八三年德文版，第十一页）
　　
　　海德格尔注意到，并也承认，他的生活的世界同思想的世界在托特瑙山，而且实际上只有在那里才统一在一起。只有在「小木屋里的人生此在」[Huettendasein]中，以前提问的世界整全，古希腊大始之的重复，才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正如海德格尔常说的，它只在那里到场。所以，做校长失败之后回到思想所在处之时，他才感到浑身的轻松。据说某次WolfgangSchadewaldt与海德格尔在街上偶遇，Schadewaldt曾问海德格尔曰：「撤离了Syrakus乎﹖」人所共知，柏拉图曾去Syrakus实践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政治，但结果是，仅是出于侥幸，才偶然从奴隶群中被买了回来。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当他辞退校长职务时，他放弃了引人注目的职位，但是，他并未放，在新革命的现实中，为哲学创造一个「合理的地位」的打算（《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通信》第一五○页，三月十日）。为了不再离开他的思想的「所在」，他不得不试图自己来建立这样一个「所在」。就象蜗牛的壳一样，让它随着哲学一起行走。他拒绝了柏林的聘请，因为那里一切都是「无根底」。但是，一九三四年夏天，他提出了[设置]柏林讲师科学院[Dozenteakademie]的方案，并表示愿意到柏林去，前提是允许他实现他的的想法。他的方案的目标是在柏林中心建立一个类似哲学修道院之类的机构，一个托特瑙山避难所。
　　
　　实际上，早在一九三三年秋季，海德格尔就同柏林接洽了。柏林的党的组织和科学与教育部正在着手组建讲师科学院。按照设想，这是一所政治培训进修机构。所有以后会成为正教授的青年科学家，都要经过这种培训。培训的目的当然是让他们树立「人民的世界观」[voelkischeWeltanschauung]。Venialegendi（大学任教资格证书）之分发应脱离大学建制，而以讲师科学院毕业为条件。依据党组织的断定，虽然科学家中大部份已经对党有要求唯命是从，但是「几乎没有几个......真正可取的纳綷主义分子」。讲师科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恶劣的状态，并为在十年内建立一支「世界观上无容置疑的」科学后继队伍而创造条件。他们曾经考虑让海德格尔执掌科学院。海德格尔为此草拟了详细的建议，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寄往柏林。依海德格尔的看法，这个机构既不应是科学院，也不应是讲师俱乐部，亦不应是政治高等院校。这机构应该是教育培训的生活团体[erzieherischeLebensgemeinschaft]。他把这个学院设想的如一个教会的僧团，他们在「本真本己的精神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传统，超出其生活的时代（世代）流传下去。这对整个学院的气氛的无用言传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是否可以说，「这对整个学院的气氛，将会产生十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教师首先是通过自己是甚么，以如何是，〔即身体力行〕来发生影响，而不是通过他们「说甚么、谈论甚么」。「教师与学生共同生活在一起，科学工作、休息、静思活动、战斗训练、体力劳动、行军、体育、庆祝活动组成日常生活的内容，自然交替进行」。「真正的孤独与静思」的时间也必不可少，因为服务于集体的东西，「不能仅通过集体性而诞生」。学院外部设置必须适学院生活「孤独与集体生活」的需要。集体活动场所应包括讲堂、带讲台的食堂、自由活动室和音乐室，集体的宿舍﹔另外还有供个人进行思想精神工作和内部静思之用的小房间。图书馆的设施必须简陋，只有必不可少的设备。图书馆对学校的意义就如同犁杖之于农民。学生应参与图书选购，以便使他们认识到，对作品作出真正的根本性的判断，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最后，海德格尔对这个科学修道院的核心思想作了如下总结﹕「如果要克服今天科学工作中影响巨大的「美国主义」，并且在未来避免它，那么就应该给予机会，让科学的新形构从它们的内在必然性中成长出来。这只能，而且永远只能通过个别特殊人物的特定的影响力而实现。」
　　
　　海德格尔设想的讲师科学院从没有变成现实。此事背后有许多阴谋和诡计。罗森贝尔格办公室和文化教育部受到党的其它部门的警告。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Krieck给Jaensch写信说﹕「目前盛传，海德格尔想通过普鲁士讲师科学院的组建，把整个普鲁士高校的后继力量握于手中。我认为这将会是一场灾难。我请您为党的高级部门写一份关于这个人、他的立场、他的哲学、他的德语水平的专题报告。」6Jaensch已经干涉过柏林和慕尼黑的应聘海德格尔之事。这次又提出了一个报告，其中说「如果您想听我的意见的话，则我将依希特勒的说法，在任何时期都承认正常理性的法则为最高的权威。在国家生命中的「决定性的时刻」背离理性，就必然导致无可挽回的灾难......在对于精神思想最紧切的未来的最重要的位置之上，任用我们大学生活圈中最大胡涂虫和最触目的怪人，这正正就违反了正常的理性......如果把一个思想胡涂、蒙昧的、分裂的，甚至已经部分的表现为精神分裂的思想的人，任命为我们科学后继队伍的最高教育者的话，在教育上就会对学生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在马堡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点。」7
　　
　　文化部尽管驳回了这个鉴定，但是他们对世界观上的合用性更感觉兴趣，因此便把海德格尔排除到候选人之外。但海德格尔对于专制政府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说仍然是有使用价值的。一九三四年五月，海德格尔被聘请为「德国法权科学院」[AkademiefuerDeutschesRecht]法哲学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主席是帝国法律总监汉斯‧弗兰克（HansFrank）。他在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对委员会性质和任务作了如下定义﹕它应该用「种族、国家、领袖、鲜血、权威、信仰、大地、防卫和唯心主义」8888为新的德意志法权奠定新的基础。这个委员会组建为一个纳綷主义的战斗委员。这个委员会在魏玛的尼采档案馆举行例会。海德格尔在委员会中工作到一九三六年。他在其中的具体活动至今没人知道。一九三五年JuliusSteicher一被接纳参加专门委员会，此事当时引起轰动，以致卡尔‧略维特一九三六年直接询问海德格尔。在几经犹豫之后，海德格尔回答道，「根本不用讨论，Steicher当然不是好人」。《前锋》杂志无异于色情刊物，为甚么希特勒不摆脱他﹖他也不知道。他显然害怕他。9999
　　
　　尽管海德格尔对希特勒和革命必然性的信仰从未中断过，但他同政治的关系渐渐疏远了。当初他的哲学在寻找一位英雄，寻找一位政治英雄。现在他努力同这个领域区分开了。哲学将回到更深处，它又成为精神思想的基本事变。它尽管以政治为条件，但并不去从事政治。一九三六年海德格尔讲授谢林的课上，一开始便说﹕「拿破仑在爱尔富特曾对歌德说，政治就是命运。」这话的荒谬很快就会显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对，精神思想才是命运，命运就是精神思想。但精神思想的本质是自由。（《海德格尔全集》卷四十二，第三页）
　　
　　其实一九三四年夏季学期的讲课早已宣告了从政治回归精神思想之转向。这个课的公布的题目为「国家与科学」。第一堂课上，社会名流汇集，党的高级领导、绅士、同事坐了一教室。真正的学生反而占少数。人们极想知道，辞退校长职务之后的海德格尔想说甚么。在当时，这堂课是一件社会上的大事。海德格尔在挤满了听众－－大多数身着棕色制服－－的教室中开出一条路，走向讲台严肃宣布，他的讲课题目更换了﹕「我现在讲逻辑。『逻辑』一词来自逻各斯，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时一切都清楚了，海德格尔准备重新潜入他的深刻之中去。尽管他没有对政治有任何微词，但十分明显，他要保持过去同政治的距离。在这堂课上的第一句话里，已经表明他对「漫无边际的世界观空论」的态度﹕拒绝。在市民社会中，科学在「逻辑」的名义下所能提供的，无非是「形式性的废物」，这种废物也被他弃之不顾。「在我们这里所说的逻辑，是提问中对存在的基础的检阅，是成问题性的处所」。(《逻辑学》，一九三四年，第二页)第二堂课上，教室里便只剩下对哲学本身感兴趣的听众了。
　　
　　一年之后，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回顾他辞去校长职务之后的第一学期上课的情景时，海德格尔说，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开端。「这是我十分困难的......试探。几个月前，我才又重新达到三二/三三年冬季被打断了的工作的衔接处。但还只是单薄的一层。除此之外还有两根刺﹕对来源信仰的分析和任校长失败的分析。对于实际上要克服的东西而言这些已经够用了。」（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通信》，第一五七页）
　　
　　在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动的工作中，给他提供帮助的是另外一位英雄，荷尔德林(Hoelderlin)。
　　
　　一九三四/三五年冬季学期，海德格尔讲授荷尔德林。从此之后，荷尔德林成了他思想的固定的参照系。在荷尔德林身上他想找出，我们所欠缺的神圣性是甚么，现在天天所从事的政治又是甚么。海德格尔说，荷尔德林是「我们人民历史中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并没有作为力量真正显示出来。如果德国人民要想重新找回自己的话，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参与这个找回自己活动，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最高的本真本己意义上的政治，以至于参与其中的人根本不必要谈甚么『政治』」。(《海德格尔全集》第三九卷，第二一四页)
　　
　　在海德格尔转向这位诗人的时候，恰值荷尔德林复兴。在本世纪初，荷尔德林只不过是文学史上的一位令人感兴趣的诗人。他用奇怪的书信形式写过一本小说《希波里翁》(Hyperlon)，属于当时名噪一时的德国古希腊学家的一群(Philhellenen)。狄尔泰(Dilthey和尼采都极力强调荷尔德林的意义，但是，使德国公众重新关注到荷尔德林的既不是狄尔泰，也不是尼采，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格奥尔格团体(George-Kreis)以及它的成员NorbertvonHellingrath的工作。他发现了荷尔德林的后期著作，进行评注，并开始编荷尔德林全集。格奥尔格团体从荷尔德林作品中发现了一位「象征主义」的天才先行者。这种象征主义没有流于艺术家的玩物，而是赋有生存的渗透力。在荷尔德林这里，「好像通向最神圣的幕布已经拉开，为人们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传的东西。」10这就是二十年代荷尔德林热的基调。MaxKommerell把荷尔德林定为「作为领袖的诗人」(DichteralsFuehrer)。荷尔德林可以给人们充实「德意志力量之流」11。在青年运动中，荷尔德林被视为为德国而破碎的天才之心。《希波里翁》中的名句反复不断的被引用﹕「这言辞很严厉，但我仍然要说，因为它是真理。我想不出有哪一个民族象德意志这样四分五裂。你看到一个手工艺人，但不是人﹔你看到一个思想家，但不是人﹔你看到主人和奴隶，青年和成年人，但不是人。这难道不象一个屠杀的战场，那里摆着手，有胳膊和各个肢体，他们浇灌的鲜血都渗入黄沙，化为乌有﹖」12
　　
　　荷尔德林对生活的新的整体性的渴望，使他成为广大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政治光谱中重要的典型代表人物。特别是对那些坚持认为有可能获得对新的神圣东西的经验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李尔克(Rilke)在《致荷尔德林》(AnHoelderlin)一诗中吟道﹕13
　　
　　啊，最崇高所渴望的，你别无他求地摆放
　　
　　一砖一砖，一石一石，它立在那里,但即使是它的坍塌
　　
　　也迷惑不了你。
　　
　　[Ach,wasdieHoechstenbegehren,dulegtesteswunschlos
　　
　　BausteinaufBaustein:esstand.DochselbstseinUmsturz
　　
　　irredichnicht]
　　
　　荷尔德林后来的神经失常使得他的诗更有可靠性﹕他疯了，是不是因为他比任何其它人都更深入了那危险的、神秘的生活境域﹖
　　
　　德意志诗人，一位完全被诗的力量所驾驭的诗人，新神的助产者，越境者和失败者。这就是荷尔德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像。海德格尔亦继接着这种观点。
　　
　　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注释工作有三个重点。首先，在他自己的「『权力』－政治」失败之后，他关心的是权力的本质，人生此在力量的层次[HierarchiederDaseinsmaechte]﹔诗、思想、政治，这三者关系如何呢？
　　
　　第二个重点﹕海德格尔企图在荷尔德林那里找到一种我们缺乏的语言。他把荷尔德林作为言辞有力的证人，指证我们缺乏存在（《诸神之夜》[Goetternacht]），而且他又是可能克服这一缺欠的先驱。第三个重点是，荷尔德林是诗的诗人[DichterdesDichtens]，海德格尔想通过荷尔德林为媒介，来把握自己的活动﹕思想本身的思想[DenkendesDenkens]。他把荷尔德林当成一面镜子，特别是在他的失败里看到自己的形象。他在荷尔德林里描绘了一幅自己的形象，一幅自己想让人看到的形象。
　　
　　海德格尔在课堂上对荷尔德林的两首晚期作品《日耳曼》[Germanien]和《莱因河》[DerRhein]进行了评释。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一句格言作为他全部评释的基础﹕「大多数情况下，诗人总是形长于历史时代的开端或终结。通过吟唱，一个民族离开了它的童年的天空，走进行动的生活，进入文化的国度，通过吟唱，它又回到它原初的生活。」（《海德格尔全集》第三九卷，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