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现象学是与静态现象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生成、发生”[①]能够成为现象学的课题，这使得现象学的研究领域扩展了足足一倍有余。对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反叛和解构大都走的是发生现象学的路向，德里达也不例外，发生现象学构成了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发源地。但是，与其他发生现象学的路径不同，德里达发生现象学的路向是一种“历史—目的论”的途径。发生现象学意味着，“历史”突入了现象学，并成为了现象学的主题，而这在静态现象学看来是绝不可能的。一旦历史作为现象学的主题，现象学“在研究的区域性限度内便发生了一次大胆的突破，它越过这些限度走向了一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②]这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就是发生现象学。
　　
　　一
　　
　　胡塞尔现象学的两次转向（包括发生现象学的转向）都源于胡塞尔现象学内部的“平行性观念”。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不断地尝试调解的是结构主义与生成主义的要求。”[③]我们知道，结构主义倾向根据某种内在法则对整体、形式或组织化功能进行含括性的描述，而在这种内在法则中，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它们的相关关系和对立之连带关系才能获得意义，胡塞尔现象学中这种结构主义的要求最终促使胡塞尔实现了从描述心理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变，所以这种结构主义的要求具体表现在先验现象学中。而生成主义则倾向于对结构之起源和基础的重新搜寻，胡塞尔对几何学起源的思义就是寻求结构之起源和基础的发生，并最终实现了从先验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的转变。胡塞尔现象学的这种“思想内部辩论”，使胡塞尔在狄尔泰主义的生命哲学和完型主义的结构哲学之间进行了“左右开弓的搏斗理路”。由于胡塞尔本人既想要保住来自所有事实性意识的那种数理或逻辑观念性的自治，又想保持住它对于某种一般主观性的原初依赖，也就是说胡塞尔既要坚持逻辑主义的结论，又想坚持一种心理学主义的原初生成。那么胡塞尔就“得在逻辑主义者的结构主义与心理学者的生成主义两种暗礁之间穿梭”。[④]胡塞尔思想中的这样一种矛盾将必然会“强迫胡塞尔去违反他研究的两种规则：纯粹描述性的空间及其研究朝向历史形而上学的那种先验意图”，从而“重新占有这个变得越来越具蔓延性而且似乎也越来越不适合于现象学的先验论及其先验观念主义的原始生成”。[⑤]正是胡塞尔思想中的这种“内部辩论”逼迫胡塞尔去突破先验现象学的传统限度，而去研究“真理的原初发生。”
　　
　　那么胡塞尔应该如何解决他思想中的这个矛盾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结构与生成找到一个“共源”。所以德里达认为胡塞尔需要“开辟一个哲学注意力的新方向并让一种具体的但非经验性的意向性、一种‘构成性的’‘先验经验’被发现，所谓构成性，也就是说它像全部意向性那样，同时既是生产性的又是揭示性的、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原初统一体，即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共同根源，很早对于胡塞尔来说就是意义的真正可能性。我们将要不断地体会到这种共同的根源同样也是结构与生成的共源。”[⑥]这种构成性的原初统一体就是结构与生成的“共源”。这等于是为胡塞尔现象学指出了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即冲破先验现象学的形式框架而向发生现象学的突围。发生现象学就是寻求这种构成性的原初统一体的生成。但是“胡塞尔一直强调他对辩论、两难和疑难的憎恶”，也就是对“思辨或辩证态度的憎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拒斥，所以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研究当中，很难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而这一“起源的辩证综合”是由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当中实现的。
　　
　　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从静态现象学（现象学的先验结构形式）向发生现象学突围可以采取三个方向，一个是“逻辑途径”，这个逻辑的途径也可称之为前述谓经验的发生。主要表现在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和《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胡塞尔这些文本的主要任务是要瓦解和还原主体的真理之文化级次的“一切谓述性沉淀”，向前述谓经验的回溯一直下行到前文化和前历史的体验层面。“目的是为了从最原始的前文化生活出发，去重新把握并‘重新激活’一般谓述作用的突然显现——无论是理论上的或是实践上”，[⑦]也就是通过“逻辑谱系学”去追溯逻辑的形式结构在“前谓述经验”发生；第二个是“自我学逻辑”的途径，即“先验自我”的发生。也就是“重新降回到，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思—被思者这个对子的前层次上去，以便重新捕捉住为自己而在并‘持续不断地将自身当作实存者建构’的那种自我本身之生成”。[⑧]返回到“我思—被思者”的前层次上去，就是追溯先验自我的发生。但是，胡塞尔认为，“自我的这种生成性描述”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限制，它们之所成立是由现象学只是处于开始阶段的缘故。可见，胡塞尔仅仅把这一途径当作是现象学的一个临时性的入口；第三个方向是“历史—目的论的途径”，这是最能够体现现象学的先验限度所遭到突破的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就是寻求“先天可能性的历史维度以及真理的原初发生”。按照胡塞尔的观点，理性的终极目的从头至尾地贯穿着历史性，并且特别地贯穿着“自我历史的统一体”，理性就是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的逻各斯。“历史—目的论的途径”就是“对源初含义的重新的激活”，探讨真理（理性的终极目的）在历史中的原初生成。胡塞尔的这一发生现象学的途径是通过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实现的，因为在胡塞尔看来几何学的起源具有一种例证性的意义，在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当中寻求观念对象性的原初发生。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这条道路“绝非多种道路中的一条”，而是唯一的可行的道路。所以，德里达认为，“普遍生成现象学却是有第三途径预示的”，[⑨]这第三种途径应当提供了通往一般历史之本质（edios）的“入口”。这条道路是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一书所昭示的，所以德里达才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翻译胡塞尔的这篇不太为人熟知的短文，并为其配上了长长的引论，引论的篇幅竟然是胡塞尔原文的六倍多。
　　
　　二
　　
　　其实在《几何学的起源》之前，历史就已经出现在胡塞尔的著作当中了，只是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所以，在《危机》时期，当历史本身突入到现象学之中时，一个新的问题空间被打开了，这将使胡塞尔很难停留在他长期以来所规定的区域性的限度内。尽管这条新的走向历史的通道在《危机》自身中得到反复应用，但它从来没有被问题化，至少从未作为其自身被直接地问题化。“历史—目的论”的发生现象学途径只有到了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这一文本当中，才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构思”。阅读胡塞尔的著作有一个“指导性的双重批判线索”，批判一方面针对某种在科学实践和哲学实践中不负责任的技术主义和客观主义，另一方面针对被经验主义者对事实的崇拜以及因果论者的偏见所蒙蔽的历史主义。第一重批判是《形式的逻辑与先验的逻辑》、《笛卡尔式的沉思》以及《危机》的出发点，第二重批判早在《逻辑研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以及《观念Ⅰ》中已经出现。从表面上看，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看起来好像不大符合这种指导性的双重批判线索。其实不然，对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揭露从来不具有像在《起源》中所达到的有机统一性，所以《几何学起源》这个文本的独特性就在于，把这两个经过检验的经典的拒斥联合起来，也就是把对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而导致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构思”，或者说达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效果。这种前所未闻的构思是什么呢？德里达认为，“一方面揭示出新的历史性的类型和深度，另一方面，相应地，对历史反思的新型手段和独特方向进行规定”。[⑩]可见这种“前所未闻的构思”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新的历史性类型，第二个方面是新的历史反思的手段和方向。说到底这种前所未闻的构思就是揭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性”，即：“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
　　
　　“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即它们的起源和传统——这个词在含糊的意义上同时包含遗产的传递运动和延承运动——服从异乎寻常的规则：它们既不是经验历史事实的连贯性规则，也不是观念和非历史性的富集性规则。”[11]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一门关于纯粹现象的科学”；另一句更有方法论含义的说法是，“现象学是限制是在纯粹直观中的……本质研究”。[12]这里有两个要点。首先，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限制在直观里；第二，它是对于一种本质的研究。这个本质研究如果不加“直观”当然毫无新奇之处，西方传统哲学都是要理解本质，抓住本质，从古希腊开始就是这样。但把“本质”与“直观”结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本质直观”的方法，如果作深刻意义上的理解，基本上能代表胡塞尔的现象学观。所以这种以“历史直观”为规则的发生现象学在本质上依旧是一种现象学。历史直观意味着：“历史仍然适合于现象变更和本质变更”。[13]但是几何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本质直观”，而是康德意义下的不含直觉的“观念”，但它一旦建立，则可以“兑现”为“本质直观”，所以对几何学起源研究的历史直观方法依旧是一种本质直观。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所服从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规则”如果既不是经验历史事实的连贯性规则，也不是观念和非历史性的富集性规则，那么这种异乎寻常的规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呢？“科学的诞生和变化必定可以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直观所通达”。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服从的异乎寻常的规则就是历史直观，观念对象的历史性形成有赖于历史直观。
　　
　　现象学历史的研究是一种彻底的思义，胡塞尔在《危机》的导论“欧洲科学目前的状况”中已经意识到“彻底的思义”这一主题。科学从它奠基性的主观行为中脱离出来，但是这种脱离中包含着“客观主义异化”的威胁，这种异化向我们掩盖了奠基性的起源，使起源疏离我们而不可抵达。而彻底的思义就是对这一“奠基性起源”的思义，就是对原初含义的重新激活。胡塞尔认为几何学的起源具有一种例证性的意义，对几何学起源的思义就是对所有科学起源的思义。但是我们所选择的态度和几何学家以及传统的认识论者的态度都不一样，几何学家处理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着的真理系统，他们在其几何学化的活动中以这一系统为前提或者加以运用，进而言之，他们处理的是新的公理化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已经作为几何学的可能性而显示出来。传统认识论者在某种非历史的视域层面对几何科学或各种各样的几何学的系统结构展开研究。这两种态度都是一种素朴性的态度，这种素朴性的态度仅仅是使每一个规范的几何学工作运转起来的先天明见性的素朴性，并没有进入现象学反思的层次。因为不管是对几何学的理解和应用，还是对已经建构起来的几何学所进行的某种第二性的反思，这些始终都是可能的，有时还具有深入性和创造性，“只是几何学没有被引入到它的遭到掩埋的起源的含义之中”，[14]也就是说这两种态度都造成了对起源的遗忘，尽管遗忘得如此之深，但它从未成为彻底的遗忘，从原则上和合法性上讲，含义总是有可能被重新激活。而发生现象学就是要对几何学的真理系统的原初发生（几何学的起源）进行思义。
　　
　　但是对起源的追问并不是对第一批几何学家所发现或表述的“某些定理”进行“历史—哲学”的追问。这种追问所涉及的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它对现成的几何学知识内容，特别是对第一批公设、公理和定理等进行盘点。尽管这样一种开端是有价值的，但它充其量也仅仅隶属于心理学或认知的历史。这种追问能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也只是真理在历史中介和心理学中介中根深蒂固的事实关系。这种根深蒂固的关系很有可能为描述现象学所抵达，因为这种现象学尊重一切原本性，“可是对起源的含义以及对几何学的真理性而言，它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东西”。[15]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确定事实上哪些是第一批行为和经验，谁是第一批事实上应对几何学的出现负责任的几何学家。德里达不无嘲讽地认为，弄清楚这些只是“迎合了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康德和胡塞尔都对这种“思维方式的革命”的事实内容持相同的不关心态度并将其中立化。康德明确指出，“不问其人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
　　
　　所以对于胡塞尔来讲或者说对发生现象学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操作即重新激活本身，因为它能够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领域，另一方面是这一领域本身的性质，因为它为某种重新激活的行为提供了可能”。[16]第一方面要求我们为了达到对起源的意识，这同时也是一种本质直观，就必须对这些现成的几何学成果进行还原，这意味对所有现成性的遗忘。我们所寻求的不是完全成熟意义上的几何学本身，而是处于奠基过程中的几何学。向非经验的起源的回溯，这些是一切先验哲学在面对像数学的历史之类的东西时的必然要求。所以德里达认为“首先必须对事实的历史进行还原，以便尊重观念对象这方面在规范上的独立性并使之显现出来”。[17]另一方面是这一领域本身的性质，这就需要必须对“观念对象本身的原初历史性进行还原”。通过这种“双重还原”的相互作用，历史性的现象学便显现出来了。这种对原初含义重新激活的历史不是一种事实性的历史，实在世界中的任何感性形象、任何一种心理学的经验、任何一项叙事性内容，它们自身都不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奠基性意义的历史本身在德里达看来，是一种“原历史”，一种“深层的历史”，一种“先天可能性的历史维度”。所以，几何学的本质学的历史是例证性的，那么历史一般就有可能不再是更为彻底的现象学的一个特定的派生领域。尽管历史一般处于一定的相对性中，但它用他所有的可能性和责任、所有源初的技巧和态度把现象学完全纳入自身之中。
　　
　　三
　　
　　尽管德里达认为，相对于康德而言，“这种原历史在胡塞尔那里成为课题”可是，胡塞尔对“发生或生成”的描述依旧没有达到现象学生成的层次。对胡塞尔而言，心理学生成以及历史生成的中立化就同时出现在集中讨论先验论的生成的文本——《几何学起源》中。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算术哲学》已经可以题名为《算术的起源》了，也就是说胡塞尔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算术哲学》已经在探讨起源的问题了。《算术哲学》与《几何学的起源》一样，都已经涉及到了起源问题——对源初含义的重新激活，通过向“感知结构以及具体的主观行为的回返”而重新激活算术的观念统一性的源初含义。但是这样做常常被人强调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学主义的倾向，因为无论是感知结构还是具体的主观行为都是一种心理的产物。德里达曾经通过比梅尔的论述指出了胡塞尔对待心理学主义的暧昧态度，认为胡塞尔一方面严厉地对待这种心理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引证他的第一本书《算术哲学》，尤其是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中。这也就是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所谓的胡塞尔的“平行性观念”，即：现象学并没有发生一个从心理学现象学到先验现象学的转变。心理学现象学和先验现象学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并不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而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平行性观念贯穿于胡塞尔著作的始终。[18]在《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甚至做出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先验意志论”的论断。胡塞尔在《算术哲学》当中，在通过向感知结构以及具体的主观性行为的回返而重新激活算术的观念统一性的源初含义的时候，已经打算同时阐述数字规范的观念性及其创建活动，数字规范的观念性绝不是经验事实，也不能为经验的历史所抵达，而只能为历史直观所达到。这里所谓“数字规范性”的产生就是理念性的产生，理念性的产生就是源初的历史性，这里的理念性或者说源初的历史性根本不属于经验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在《算术哲学》中，胡塞尔“打算同时阐述数字的规范的观念性及其在产生过程中的体验行为中并通过这一行为所进行的创建活动”。[19]胡塞尔的这种双重的目的决定了胡塞尔在寻求几何学起源时的“心理学的生成主义”，在阐释数字的规范的观念性的同时又要阐释产生过程中的“体验行为”，这种“在产生过程的体验行为中并通过这一行为所进行的创建活动”是一种心理学的生成。
　　
　　所以，德里达认为《几何学的起源》依旧延续了《算术哲学》中的生成术语。“在1887年至1891年间，对算术的起源的描述采用的是一种心理学的生成术语。
　　
　　在经过五十年的沉思之后，《起源》在现象学的历史学这一框架内重新提出同样的方案。要是考虑到其间经过的漫长的道路，这种忠诚就会更加令人触目。”[20]这表明，《几何学的起源》保持了对《算术哲学》的忠诚，“现象学的历史学”依旧采用了一种“心理学生成的术语”。考虑到其间所经过的漫长五十年的道路，更会为胡塞尔的这种忠诚感到诧异。当德里达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是如何地震惊。所以才会使用了“令人触目”这个词。“首先，他对全部的历史学和心理学生成进行了还原，然后，现象学的生成维度被揭示出来，但这时生成仍然不是历史的”。[21]在德里达看来，即使胡塞尔对全部的历史学和心理学生成进行了还原，即使这种现象学的生成维度被揭示了出来，但是德里达认为这时的“生成”仍然不是历史的。在经过从静态构造向生成构造的过渡之后，这种过渡出现在《观念Ⅰ》中，后于1915-1920年间完成，胡塞尔还是没有把现象学的描述置于历史性的问题之中。在《几何学的起源》当中，虽然胡塞尔把“原历史”当作了课题，并且不断地回溯到“第一次”，但是依旧贯穿着德里达所谓的“平行论”观念。德里达“把这种平行论归结为一种一致，这种一致就是最吸引人的、最微妙的，但又是最使混合蒙暗不清的一致：先验心理主义。”[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