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特南和波吉的两个论证联合起来，似乎蕴涵着如下结论：几乎人类所有的信念内容，都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信念拥有者的外部条件的。这类外部条件，用一般性的话讲，指的是思想者的外部世界和公共语言实践。对这些条件的探索，部分地揭示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心灵、语言和实在之间的三角关系。 这两个论证如果是能够得到捍卫的话，它们对于第一人称哲学的含义似乎是这样的：第一人称式的自省和信念，如果是有意义(内容)的话，将极大地依赖于思想者的外部条件。而第一人称哲学家试图通过排除这些外部条件(在它们看来，这些条件都是成问题的、值得怀疑的)，来达到某种不可动摇的哲学结论。这种哲学方法，可以用一个日常例子来比喻。要得到一个干净(不可怀疑)的桌子(真理)，需要用到抹布(语言、逻辑等手段)。但 桌子是否能达到某种干净程度，确实极大地取决于抹布是否足够干净。也许，明白了这一点，第一人称哲学家的任务是去清洁抹布，而这将产生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一块足够清洁的抹布是什么样子的?”如此追问，以至无穷。 以内省和怀疑的办法以便达到完全确定的结论的哲学活动，在我看来，是一个没有目的的远征，因为不存在一个可称为“确定性”的目的地。如果上面的论证是正确的话，那么，确定性充其量只是人类心灵产生的幻觉，因为任何一个心灵不可能脱离思想者的外部条件而独立产生有意义和有真值的结论。第一人称哲学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内部的张力。一方面，内省和排疑使思想者远离世界(在笛卡儿看来，对一切外部事物的知觉都可能是法力无边的骗子给予“我”的错觉)，另一方面，使我们的思维赖以可能的语言，又紧紧地将我们与我们的外部语言条件捆在一起。 在确定性与世界之间，哲学面临着一个交易。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显得更健全性。像笛卡儿和胡塞尔一样，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哲学不是堆满学说的典籍和教科书，而是思想者自己为自己所做的某种事情——对前者而言是为自己的信念做负责任的反省；对后者而言是抵御各种未获自己授权的理智诱惑。这个见解是第一人称哲学的起点。但是，维特根斯坦清醒地意识到确定性与世界之间的交易：当你的目标是绝对的确定性时，你必须承受失去整个世界的风险。他对这个两难的处理是选择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了解的世界。在他看来，不存在任何第一哲学，它能够提供关于世界本质的不谬学说，能够一劳永逸地刻画世界的终极结构。当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必须具有一个第一人称起点时，他也认为哲学的终点也是第一人称的：我可以停止我的哲学，无论什么时候我觉得这样做是很自然的。相形之下，笛卡儿和胡塞尔的哲学观更为浪漫一些。胡塞尔的《笛卡儿沉思》中有一句形象的格言，“我必须用悬搁法扔掉世界，这是为了用一种普遍的自我检视来重新找 回世界”⑦。我的反应是，世界既然扔不掉，也就不用费力再去找回。 纽拉特(ottoneurath)曾经给哲学活动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哲学就像在海上改造一艘船。没有坚实的陆地，没有可靠的船坞，我们只能拆除船的一部分作为(漂浮在海上的)立足点，来重建整艘船。如果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话，它至少具有两个含义：第一，绝对的确定性是不可能的，哲学也不是以这种确定性为前提的。第二，哲学活动不必是一次性的，做完了就可以万事大吉；相反，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从头再来，就像船需要重新改造 一样。 第一人称哲学隐含着的隔离的实在观(心物二元论)、独立的心灵观(心灵优先论)和被动的语言观(语言透明论)，在我看来，造成了近代哲学的主要困难。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的哲学与17、18世纪的伟大哲学传统相比，有其鲜明的特色和足以自豪的地方。有人称20世纪是哲学的“分析时代”，这只是部分地表达了我们时代的特点。利用广泛的智识资源(从数学到心理学、从语言学到社会学)，将心灵、语言和实在结合起来考察，使得我们的哲学洞见更具均衡感。我们这个时代也可以称为“平等的时代”，那就是，我们不再寻求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的第一哲学，我们强调一切人类信念在认识论上的平等地位(这当然不意味着一切人类信念都是同样有效的)。我们不再把哲学看做是人类心灵对世界所做的一次性的、亘古不变的智力构造，相反，我们的哲学是对心灵、语言与实在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揭露。普特南曾经给出一个比喻性说法，“心灵与世界合起来构造了心灵与世界”。或许，这样说也是适当的：心灵、语言与世界合起来构造了心灵、语言与世界。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