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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法官的这一立场与路德如出一辙。路德的宗教改革否定了中世纪的苦修主义，他强调人要履行世俗义务，人的日常世俗活动本身即具有道德和宗教的意义。威廉法官亦是如此：我们应该接受“上帝”派给我们的“位置”，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事功”，完成个人在现世里被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至于这“事功”是否能通达“成就”，即基督教语境中的个体的“拯救”，则要仰仗神恩，这一点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因此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心思。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法官传达出的其实是基督教新教的伦理观，他的立场也应该被称之为“伦理—宗教的”（该提法在《附言》一书中正式出现）。 但是，威廉法官所遵循的新教伦理并没有使他如韦伯所说的最终导向以劳动本身为目的、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威廉法官虽然强调在现实生活当中履行世俗义务具有道德的和宗教的意义，但是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的古典哲学的精神，以及基督教所强调的对“灵魂”的培育。他提出，虽然生活当中有着“各项任务”，但是这些“任务”归根到底可以集中为一点，即“发展自我”。[48]从“内在的历史”的观念出发，“发展自我”也就是个体要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之中通过切实的行动不断充实这段“历史”，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灵魂”和“自我”，并且从中获得满足和安宁。威廉法官高度重视《圣经》中关于“赢得世界”与“损害灵魂”之间的关系的陈述，在全书中多次重申。《马太福音》中有言曰：“人若赢得全世界，但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49]而在培育“灵魂”和“自我”的过程中，威廉法官亦多次体验到“绝望”。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绝望”之于个体的拯救具有绝对的意义，一个未曾品尝过“绝望”的苦涩滋味的人，其生活的意义被缩减了，不管其人生看起来有多么美丽。[50]从这一点上讲，威廉法官恰恰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精神和文化的激烈批判者。事实上，克尔凯郭尔对他身处的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激烈的批判。 应该说，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威廉法官的身上还跳动着许多鲜活的个性特征，他会“多愁善感”，也会“绝望”，甚至跟审美者一样常常“跑题”。克尔凯郭尔借助这个形象传达出了很多思想，有别人的也有他自己的，其中很多主题都在他后来的写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或许这些思想在威廉法官身上还纠结缠绕在一起，但它们无疑体现出了一个在人生和哲学道路上刚刚起步的年轻人的冲沛的思想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Either/Or一书对于我们理解克尔凯郭尔的全部写作的意义和特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关于该书的写作背景及主旨可参考拙文《“非此即彼”抑或“或此或彼”——作为逻辑和伦理原则的Either/Or》，载于《哲学动态》2007年第8期。 [[2]]Either/Or,trans.byHowardV.Hong&EdnaH.Hong,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vol.1,p.7,p.13. [[3]][4][6][7][9][10][12][13][14][16][19][20][21][22][24][25][26][27][28][29][30][33][34][35][36][37][39][40][41][42][43][44][45][46][47][48]Either/Or,vol.2,p.6;p.153;p.159;p.128;p.83,p.258;p.192,p.194;p.146;p.254;p.148;p.282;p.274;p.18;p.45;p.62;p.65,p.72,p.88;p.70;p.262;p.145;p.263,p.292;p.170;pp.173-174;p.166;p.176,p.177,p.214;p.178;p.178,p.225,p.252;p.260;p.211,p.214;p.216;p.93;p.218;pp.243-249;p.250;p.134;p.26;p.291;p.296. [5]尚杰对上卷所反映出的与理性构成悖谬关系的各种“心情”做过一个深刻的共感式的解读。参见尚杰：《悖谬之心情哲学》，《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 [8]Either/Or,vol.2,p.202.克尔凯郭尔在他1838年出版的《一个活着的人的作品》当中对安徒生的小说《仅仅是个提琴手》同样提出了“缺乏人生观”的批评。 [11][15][1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4页，第90-91页，第95页。 [17]克尔凯郭尔于1849年发表《田野的百合和空中的飞鸟》的训导文。 [23]克尔凯郭尔对待“辩证的”威廉法官的态度是“反讽”的吗？考虑到写作Either/Or时克尔凯郭尔仍然在婚约事件的阴影的笼罩之下，考虑到威廉法官在谈论婚姻生活当中的审美的和宗教的面向的时候的温情脉脉的口吻，考虑到克尔凯郭尔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我倾向于对此疑问做出否定的回答。因为在婚姻问题上未能响应“普遍性”的要求对克尔凯郭尔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 [31]Kant,PracticalPhilosophy,translated&editedbyMaryJ.Gregor,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43. [32]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8页。 [38]参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49]《马太福音》16：26。我根据英文本《圣经》将中译本中的“生命”改为“灵魂”（soul），因为“灵魂”表达了对“生命”当中灵性的、精神的层面的重视。在《路加福音》中有类似的陈述，只是此处用的是“自我”（self）一词，中译本作“自己”。 [50]对“绝望”的论述参Either/Or,vol.2,pp.208-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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