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公有制是国企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挺直中国脊梁首届（北京）高峰论坛会上的发言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都被社会舆论所混淆，尤其是混淆了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诸多问题。那么国企改革到底应该改什么？怎么改革才是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在我看来，其价值层面主要涉及指导思想问题、分配问题、思路问题、垄断问题、效率问题和体制问题等，亟需认真研究解决，有必要纳入“顶层设计”体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国企改革很关键，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钱学森早有预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钱老与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张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四个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事实证明，钱老的这一观点不仅没有错，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作为一名改革后参加工作的基层干部，也深有体会。为此，我曾多次呼吁农村改革既要坚持农民自主经营的原则，又要坚持集体化的发展方向，走华西、南街开创的新型集体化道路。现在我还要呼吁我们的国企改革千万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下面围绕国企改革前后的情况，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国有企业的发展早在改革前就已体现出公有制的优越性，这一事实不可否认

(一) 改革前国有企业的发展明显超过了以往的私有制经济。

众所周知，私有制时代，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连一个螺丝钉也要从外国进口。建国后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初步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建设迅速发展，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元，1980年增至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17.9倍，年均增长11%,增长速度超过了英美帝国主义国家。许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位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钢从1949年的第26位升至1982年的第4位，发电量从1949年的第25位升至1982年的第六位，原油从1949年的第27位升至1982年的第5位。

(二) 国有企业的某些突出成就既是私有制时代中国人不敢想的，也是今天私有企业难以做到甚至无法做到的。

1949年——1978年间，我国工业建设的突出成就表现在一大批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上。首先是从“一五”时期开始的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限额694个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建设工程陆续建成投产；随后一大批举世闻名的项目，如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万吨级远洋货轮及5万吨远洋油轮，10万吨水力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武汉、南京长江大桥和三门峡等水利工程，以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世界高科技产品都是在那个时候，甚至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相继问世的。其中“两弹一星”既是私有制时代中国人不敢想的，也是今天私有企业无法做到的。

(三) 国有企业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美历史发展的差距，并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旁观毛泽东时代》一书

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量不及比利时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无疑，这个转变不仅使美国知识界感到震惊，而且促使美国领导人改变对华态度，由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到尼克松主动和周恩来握手。

二、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可否认，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国有而在管理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所有制理论的重要发展。毛泽东总是把实践和捍卫人民主权的思想同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如果不能参与管理上层建筑，而只是处在一种被领导被管理的状态，就不但使官僚主义得不到遏制，而且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经济上的公有制基础也难以得到保证。今天，国企中石化暴露出的管理问题就是很好的说明。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强调党和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同时，还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鞍钢宪法就是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出来的。1960年3月，毛主席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的做法为借鉴，对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规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毛主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的“马钢宪法”（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有了本质上的区别。由于鞍钢宪法重视人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工人群众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因而极大地焕发了工人阶级在生产和管理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使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尽管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加之苏联撕毁协议，撤回专家，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我国经济却仍然保持较快的发展。不仅如此，而且国有企业的突出成就大多是在推行鞍钢宪法时期。

当然，鞍钢宪法在实施过程中，真正被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所认识并且把握和运用，则不是短期内就能做到的。主要原因是受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不少干部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不少工人程度不同地缺乏参与管理企业的民主意识。因此，毛泽东时代确有一些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很好地体现管理者被监督，监督者被管理的关系，导致一些干部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然而，这一现象毕竟不是主流，不是公有制必然带来的。随着公有制条件下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以及干部工人素质的不断提高，这一现象自然可以避免。我们不能因为眼前国有企业干部工作中的问题就放弃鞍钢宪法，甚至否定公有制。正如习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事实上，鞍钢宪法不仅最早激发了中国工人的民营意识，而且至今被国外广泛认同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许多人包括一些高层官员仍然未能真正认识鞍钢宪法及公有制的实质和意义。正是这个原因，国企改革不仅没有将鞍钢宪法发扬广大，而且明显背离了鞍钢宪法和公有制。于是，国企改革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一是实行厂长负责制。1986年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确定厂长在企业的中心地位，厂长对企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党委成了陪衬，职工代表大会、工会成了厂长的御用工具，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被剥夺，专制代替民主，经营决策失误不断，国有企业从此大幅度滑坡，效益下降，职工收入减少。

二是实行层层风险承包。企业向职工强行收取风险金。有的叫上岗金。总之是让职工掏钱，拿不出钱来马上下岗。结果导致许多职工下岗。

三是强力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规定所有职工都要与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定劳动合同书。不与厂长签定合同者，视为放弃与单位的劳动关系。这一规定使职工由企业的主人变成了厂长的雇佣工人，成为主仆关系。厂长一句话就可以让一名工人下岗。

四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厂长负责制并没有给国企带来生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多数国企已朝不保夕。为了让企业走出困境，强力推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把职工当包袱甩，下岗职工不计其数。然而，企业减员不仅没有增效，而且在困境中越陷越深。同时，各地下岗工人纷纷找政府领导要饭吃，尤其县一级领导经常被上访的群众长时间围攻，搞得无法正常办公。无奈，政府只好答应下岗工人的要求。最终国家虽然包揽了下岗工人的吃饭问题，但下岗工人心里的怨恨难以消除，政府在工人下岗问题上仍然无法逃避舆论的责骂。

五是国企改制，实行经营者持大股。这项改革决定了分配制度由按劳分配转向按资分配，厂长自然成了新生的资本家。

以上改革不断加强了厂长的权利，同时使广大工人失去了当家做主的地位，导致五千万工人下岗，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导致广大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一再下降，从此不但看不到工人以往爱厂如家的表现，反而发现工人在国企内部的盗窃现象越来越多。这样的改革注定国有企业从失败走向失败。

令人感到纠结的是，至今仍有许多受害者没有觉悟，并且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误导下，将国企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公有制，盲目叫喊国企私有化。

好在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坚持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信广大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避免了国企改革进一步私有化。特别让人兴奋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23日在上海中国商飞设计研究中心考察时指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这无疑是对国企工人阶级的最大激励。好在经济危机之后大学生就业的首选目标已转向国企，国企最终赢得了人心，赢得了人才资源。好在中国农村分田到户后，华西、南街等一批新型集体化村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公有制的优越性，不仅为农村改革，同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国企改革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进一步增强了国有企业干部工人坚持公有制必胜的信心！

三、国企改革后私有经济的发展不可否认，但代价巨大，甚至得不偿失

（一）以牺牲国有企业为代价，换来私有经济的发展。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内部的腐败和国企外“寻租”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一方面主要负责人变相侵吞国有资产。比如在国企抓大放小的时候，很多国企都被低价贱卖给国企的负责人，然后转手一卖就能挣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更有人直接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另一方面，通过国企外“寻租”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实现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其特点是利用非法手段占有“租金”的特权，所以寻租活动常常伴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

（二）以倒卖国家贵重资源，获取经济上的暴利。提起暴发户，百姓都会想到那些倒卖土地，倒卖煤矿、铁矿等地矿资源的大老板，这些人一次交易从中获利多达几亿、几十亿元。

（三）多数私有经济的发展并非白手起家，而是依靠政府无偿扶持以及银行的贷款打造出来的。私企相当一部分贷款一去不复返，导致银行亏损不断加重。如山西柳林县煤老板邢利斌2012年初花费七千万元为女儿举办极尽奢侈的婚礼，但在同年10月，柳林县人民法院宣布该老板的金融负债近三百亿元已无偿还能力，与该老板有借贷关系的国开行、招行、交行、信用社、北京信托、中投信托、吉林信托等多家金融机构纷纷陷入信贷危机。这位老板的金融负债不仅超过他所在地级市新中国以来国企贷款的总额，而且是山西大型国有企业太重现有贷款额的5倍。类似这样的不良贷款已导致不少农村信用社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只是因为中国农民只存款不消费的国情暂时掩盖了这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