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想把这个标题换成疑问句：文学对生活有影响力吗？

　　已经有三年多时间，我没有进行小说创作了，今年冬天，我开始写一部小说，写到十多天后，又停了下来。写作中的小说沿着小说的逻辑在进展，按照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在深入，我想，这应该是一部好小说，可是，我终于还是失去了继续下去的热情，在写作了五六万字后，终于停了下来。不是我失去了一个小说家基本的能力，使我停笔的惟一原因，是残酷的现实。是的，在我周围，现实正以一种非理性的，完全没有善意与诚挚的方式匪夷所思地展开着。

　　自从有文学产生的那天起，文学表达就坚持着一个非常强烈愿望。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心灵积极向上；希望生命被尊重；希望一些人不是生来高贵，而大多数人生而卑贱；希望被少数人垄断的知识、财富、与政治权力能被普通民众所享有。我们这些从事文学的人，怀揣着自己的天真，想以自己在文学中表达的强烈祈望来使人受到感染，即便是进行剖析、批判与质疑的时候，内心深挚的本意，也是希望社会正常与健康，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心灵可能得以丰满，人可能得以独立，对所有事物作出自己的判断。

　　但每一次写作的完成，都使我对今天文学能否以经典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对社会对生活产生影响产生强烈的怀疑。

　　这种怀疑使我成为了一个低产的 。

　　每写完一部小说，我都会期待着某种自己预期的反响。这个反响不是文学当下消费社会中如何获得各种文学奖，如何获得高额的版税，如何进入畅销书排行榜，而是希望所表达的内容，表达这些内容时所蕴涵的情感与思考，能对读到这本书的读者的产生某种激荡，或者说，对被惯性思维所控制的人们有所触动，使之从被动接受的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站在一个人的角度反思历史，考量当下，憧憬未来。我以为，对于青藏高原这块被高竣的雪山与宗教思想禁锢了千年的社会与人群来说，这样的激荡尤为必要。只要我们不是期望一个族群在整个世界发生着日新月益的文明进步的时候，使自己成为一块文化化石，供人参观，赞叹，然后遗忘，那么，这种智性的激荡与冲击是必须经历的。我不奢求人们同意我的看法，我只期望我的作品引起人们的思考，但情形却往往不是这样。

　　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在英国英文译本名为《红罂粟》）算是一部历史题材。写上个世纪前五十年，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一个得到中央政府承认的地方政权的瓦解。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故事。从中可以联想整个西藏地方政权的垮台，甚至可以联想所有固步自封的政权的危机。这个政权的覆灭，流行至今的简单解释就是外力的进入，其实，在此之前，这个封闭社会的内部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腐败，愚民，对有限度改革的抗拒，对改革意识与新思想的钳制，教权与僧侣集团利益至上……如果用一座房子作比方的话，这座房子早就变得老朽不堪了，只要外来的一阵风，只要这风稍稍强烈一点，它就要轰然倒下了。我的这本书，从一般意义上讲，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就我本意来说，我不是要人将其看成一个虚构的遥远传奇，一个叙述奇异故事的精致文本——虽然那个封闭世界中的确有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奇闻轶事。我的本意是提供一个有现实意义的样本，文化的样本，世俗政治的样本。中国人看历史有借古知今的传统，我想，我的文本也要提供这样一种有价值的认知，但是，我想它只是在很少人那里得到了我期望的回应。更多的人，是以一个传奇故事，一个比较完美的叙事文本来看待这部作品，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在否认这部依据大量口传材料与历史文献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基本的事实。比如，我曾为了这本书在欧洲大陆上旅行，在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的朗诵会上朗诵这部小说，并和它的欧洲读者交流时，也有生活在欧洲的我的同族同胞来参与。我很记得，会后交流时，一位同胞对我说，书写得很好，但是你写西藏杀人，我们西藏怎么会杀人呢？我只好回答，那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西藏。一个是我生活至今的那个西藏，一个是你从欧洲梦想的西藏。

　　前面说过，从寻常意义着眼，这本书是相当成功的。在中国国内是畅销书。得过国家最高的文学奖项，有十数个外文译本。但最大的遗憾是，期待中的意义没有出现。这个意义，就是希望对一些特定的人群产生一些特定的影响。大家一起也反思，当一个文化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时，被其支配的族群的悲剧性的命运。以求人们的觉醒，以求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个族群是被动地顺从时势的变迁，还是从自我的内心唤起革新的愿望与行动。今天，不止是藏族人，世界上也有很多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谈论着西藏的文化，西藏文化的危机与可能的消失。这些谈论中，有着理性的声音，但大多却服从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而罔顾事实；这些谈论，也有基于事实的“理解之同情”，但大多却预设立场，而失之偏颇。是的，西藏文化的确面临危机。但这个危机，在我看来，还是至少千年以来，这个文化缺乏了自我革新与进步的能力所造成的。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反思，没有警醒，没有行动，那么，这个汹汹向前的世界，不会给任何一种不变的文化预留下最小的生存空间。

　　写完这部作品，我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没有写作。

　　十年后，我才开始陆续写作并出版我的第二部长篇作品。这一回，我转而开始观察现实，上个世纪后五十年，青藏高原东北部一个藏族村落的历史。这部作品，是一部观察纪录。观察与纪录一种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支配下的人群如何艰难地面对变化，适应变化，但并不知道最后会被这变化带向何方的一个样本。这些人所以不知道也无力操控自己的未来，因为他们只是一群偏远山地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但是，这个族群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现代教育，但却很少有人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感到危机，却又少有人思考危机产生的前因后果。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挑边站队，获得某种“政治正确”，从此解除了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这部书，甚至连商业的成功也没有取得。

　　当然，直到今天，我还在继续写作。明年某个时候，在英国，我的第三本长篇小说《格萨尔王》英文将得以出版。在这本书中，我又离开现实社会，上溯了一个基本没有被佛教教义所笼罩的英雄主义时代。史诗时代。如果说传统，那是一个被中断了的传统。我在书中发出了追问，这个传统如何被中断，而被别的文化所取代，让别的文化传统所遮蔽？但是，我却听到了别的追问：为什么要发出那么多基于怀疑的追问？

　　记不得在那一本书中看到过，说 都是一些失败者。我不知道别的 同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从试图以自己的作品有限度地影响他人，最终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与人心的解放这一点上，我可以肯定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严酷的社会现实让我意识到，当期待中写作的意义消失，我继续坚持写作的惟一理由，似乎就只能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就只能是对这个所有人都必须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的社会的一个小小的反抗。也许，将来的人在作文化考古的时候，在政治岩层的夹缝中，发现一颗小小的化石——凝固了一种不服从的挣扎的姿态。

　　前些天，有位朋友寄了几首刚写成的诗给我，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还没有在历史中看见我，那是因为历史走在了我前面。”我想，我可以改写这个句子：“我没有在生活中看见我，那是因为生活走向了我的背面。”

　　但是，即便这样，我还是会坚持我的写作，因为在今天这个处处都追求成功的社会里，作一个失败者也是一个勇敢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