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初﹐唐君毅先生首次由港來台﹐曾應牟宗三先生之約﹐參加人文友會主講一次。當時由我擔任記錄。二十年來多次親聆唐先生的教益﹑講話﹐這是唯一存留的記詞。現原稿墨色已淡﹐唐先生亦遽爾謝世﹐敬特重新抄錄﹐寄「鵝湖」刊出﹐永留紀念。
　　
　　六十七年二月八曰﹐仁厚謹謝。
　　
　　牟先生致詞
　　
　　今天是我們人文友會第五十次聚會。兩年以來﹐我們的聚會講習從未間斷。而其中最關心我們﹐最鼓勵我們的﹐就是唐君毅先生。唐先生雖遠在香港﹐但由於唐先生對我們的關懷和繫念﹐所以地隔千里﹐也如在眼前。這次唐先生隨港澳訪問團來到台灣﹐大家正好藉此多聆教益。茲乘人文友會聚會之期﹐先請唐先生講幾句話。因為唐先生今晚九時還有重要宴會必須參加﹐所以將聚會時間提前到七時半開始。另外﹐劉校長今天也到我們友會﹐還帶來點心西瓜﹐應先致謝。現在﹐就請唐先生為我們講話。
　　
　　唐先生主講
　　
　　今天很高興能與諸位見面談話﹐七天來日日隨團參觀﹐連和牟先生敘談的機會也很少。每天觀光﹐因而精神散漫﹐好像凝聚不起來的樣子。天天見很多人﹐但彼此都只在感覺上存在。今天到了友會﹐才使我精神收斂凝聚﹐回歸到自己。我本來只想來聽﹐仍由牟先生講。這樣將更好﹐更能達到收斂凝聚的目的。但牟先生一定要我講。我也沒有準備一個題目﹐而許多要說的意思﹐牟先生兩年來都已對諸位說到過。我在思想上與牟先生無大差別﹐只有時說話方式不相同﹐頂多也只是著重點不同而已。
　　
　　我與牟先生分別已經七年。依生物學的說法﹐人經過七年﹐身體的細胞全換過了。細胞雖換過﹐人當然還是這個人﹐而且思想亦沒有變。但精神上則似乎如夢如寐的樣子﹐心情已與以前不同了。這心情不太好說。但內中有許多感慨﹐而這感慨亦一樣不太好說。譬如辦新亞書院﹐因為兼教務﹐經常要參加社會上一些會議與活動。這些事情實在不能與自己理想一貫﹐但有時要適應﹑有時要周旋。通常我總在晚上靜坐一﹑二十分鐘﹐使精神凝聚一下。故七年來尚未怎樣墮落。新亞書院自然也照一般大學教育來辦﹐但做學問是否也像辦大學一樣來做呢?
　　
　　照現在大學裡學問的觀念來說﹐我想是不夠的。如文學﹑史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等等學問﹐當然各有它的價值。但其為「學」﹐實際上皆由西方science一觀念而來。科學知識是指有系統有條理的知識﹐它要將理性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客觀化外在化以成為一個對象。譬如歷史﹐必將它擺在時間之上﹐以指說在某年某月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史實必成為對象﹐然後歷史才成為外在的客觀的知識。其他社會科學也要將社會變為客觀外在的對象﹐然後才成為知識。當這些外在化客觀化以後﹐我們自己的生命就抽空了。如我在此講話﹐我的身體是這血肉之軀﹐講話的地點是師大會議室﹐講話的時間是八月十一曰﹐講話的對象是你是他等等一個個的人﹐這些全部是外在的。一切都成為科學知識以後﹐我們的生命即將完全抽空。在此﹐知識本身便有了一個危機。但這個危機還不是一般所謂科學知識的誤用(如原子知識之誤用﹐造成原子彈可以毀滅人類等等)
　　
　　﹐而是它將人生化為外在的東西﹐使人的生命抽空了。成就知識使之客觀化﹐當然也表示自我的擴充以獲得一解脫﹑一超升。所以知識不容否定。但我們不能陷在知識裡﹐使精神也外在化﹐而造成自我分裂。一個人自我分裂之後﹐精神感覺敏銳的人﹐必將感到無邊的空虛徬徨﹐必須在科學知識以外﹐另有一套學問而後可。牟先生在人文友會與諸位所講的﹐就是這一套學問。
　　
　　兩﹑三年前﹐牟先生約我同時在新亞也開始講。但因事務繁雜﹐始終未講過。到今年上半年才開始定期與幾個學生講過幾次。這套學問我名曰「人學」﹐是人的學問。是要把外在客觀化的東西重新收回到自己來。這也就是牟先生所常說的收回到「主體」。這「人學」不能說它是人類學或心理學。因為人類學與心理學還把人作對象看。人研究人類學心理學時﹐固然是以人為對象﹐但人類學家心理學家並未把他「自己」放在對象之內。在此我們要問:
　　
　　研究人類的那個人﹐研究心理的那個心理﹐他個人自己的生命存在本身又如何呢?
　　
　　此即顯示人自身之學問。就像我餓了﹐除非我自己去吃飯﹐任何人不能對我之餓幫忙。這套學問﹐或者在我自己心上能覺悟﹐或者一無所有。如心性之學﹐前人得了﹐但我們自己不得﹐也就沾不了前人恩惠。這是無所依攀﹐是自己與自己面對面的地方。這種學問與使用抽象概念的普通知識不同﹐它不是將概念擺開﹐或將概念連結起來就能成就學問的。這種學問的語言不是指示式的﹐也不是宣傳式的﹐而是啟發式的。
　　
　　指示式的語言只要指一對象即可﹐宣傳的語言也可用來說服或暗示﹐而啟發式的語言則必須清楚﹐必須找出一個東西以供印證。所以它隨各人之具體生活而有不同﹐並且最後還要將此語言收歸到自己才能了解。同時﹐說這一類語言﹐也可不說完﹐而可有含蓄﹑有保留。這種語言也不能嚴格系統化﹐而隨事而因應。這番話我在香港曾經講過幾次﹐意思與牟先生所講大體相同﹐只是說話的方式不太一樣。當時也曾有記錄﹐將來印出來可以寄給諸位。這種學問有其領域﹐但它不同於哲學﹐只能說它是心性之學。但又非心理學﹐而是人性的學問。從此學下去﹐就是古人所說成聖成賢的學問。通常也說它是完成人格的學問。但說完成人格﹐容易與心理學說的人格觀念相混淆。對心理學上的人格觀念﹐我素來不喜歡。它是外在的講﹐我們是內在的講法。這表示完成人格之學必扣緊聖賢學問﹐或西方基督教之靈修與佛教之禪宗而說。絕不好從心理學或社會學的人格觀念去了解。
　　
　　這套學問從個人自身再通出去﹐從一個人通到另一個人﹐則倫理學也要重新講。在西方﹐道德精神總不顯﹐而中國講道德﹐則最重倫理。在早年﹐我並不喜歡倫理的意思。如在從前我寫的「道德自我的建立」一書中﹐即以自我之超越為道德之根據。這七﹑八年來﹐始知倫理之意義非常深遠。離開倫理﹐個人固然亦可有高卓一面的道德成就﹐而令人尊崇仰讚﹔但只有在倫理關係中(如朋友﹑夫婦)
　　
　　﹐才有互相內在的意義﹐才有最高的道德。這幾年在香港﹐常常念及自己的師友﹑家庭﹐乃知與我有倫理關係之人為最難忘。因此﹐遂對倫理的莊嚴深厚之意﹐有了深切之感解。直接的五倫關係﹐我們有許多地方當未能「盡分」。如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關係亦皆未盡其分。因此﹐人倫的道理仍然值得講。我近年來對此深有體會。從這裡再推出去﹐如改造社會﹐改造自然﹐自是客觀上的實踐。但它仍然只能是人分上的事。「知人」而後能「論世」﹐所以我們不能沒有知人之學。(此與一般所講的處世哲學不同﹐平常人所講---如馬爾騰﹐乃教人如何獲得人之好感﹐討人歡心﹐這實在只是權術哲學﹐不足以言知人論世。)中國古賢有這一面的學問﹐但不好稱它為科學也不好說是哲學。但它又不是完全的直覺﹐其中有一種修養的方式。知人之學﹐也不一定講出一大套道理。真正知人﹐不是為了要得知識或要用人﹐而是「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所以﹐此「知」之本身﹐即有一價值。
　　
　　人與人固不應誤會﹐而當互相了解。社會上許多衝突﹐皆起於不相知。所以人與人是分離的﹐通不過去﹐就像水之有阻隔而流不過去一樣。知人必須要知心﹐要有知人的智慧﹐在這裡就含有工夫的意思。凡是需要通過自覺和用工夫的地方﹐就是學問的所在。學問不宜局限於一小圈子﹐應該要擴大﹐否則﹐有時會感到沒有學問之存在。由這知人之學當然還可以產生許多價值。如事業是人做的﹐但必須合起來做。而要人合起來便必須先知人。而現代的人將人合起來﹐是用一外在的力量。譬如靠一共同目標之組織等等。然而﹐人與人要真正的合起來﹐則需彼此知心。人與人知心﹐可以開拓個人的生命與胸襟。而當前這個時代﹐正要一種「擴大的友道」。友道﹐除了友天下之善士﹐還要「尚友千古﹐下友百世」。這必須以道通之。如我與牟先生﹐從時間上說﹐分別已經七年﹔從空間上說﹐海天茫茫﹐地隔千里。而我們在心靈上卻是最近的。因為有道以通之﹐時空的阻隔便可以化除。人有時很孤獨﹐需要同情的了解與安慰。但別人總不能分擔他的孤獨。我們通過師友之道﹐則仍然可以幫助他﹐而使他覺得並不孤單。牟先生友會講習這番精神﹐也猶此意。
　　
　　上面說到現代人是用一外在的力量將人合起來。就民主制度言﹐本是要建立和成就各種社會組織﹐但任何組織還是靠一個抽象的公共的目標來聯合許多人﹐而不是這個人與另一個人真有精神上的互相內在。所以一個人儘管有許多同學同事﹐事業上也有合作者﹐但他仍可有孤獨之感。如我們同時呼口號﹐聲音是一個﹐但發出此聲音的﹐仍然是一個一個的各個人。即如諸位來此聽我講話﹐也仍是靠一抽象的目標﹐我們初次相見﹐仍未必已到互相內在的境地。再如社會繁榮﹐在繁榮中仍然是寂寞。人住在最熱鬧的市街﹐但來來往往的人始終是陌生的﹐結果仍然是無邊的寂寞。在這裡只有師友之道可以安頓人生。人也常說宗教可安頓人生﹐但人求上帝求佛時﹐事實上正是他最無人了解的時候。此中有無限的悲涼。一個人面對上帝是悲涼的﹐有二個人以上同信上帝﹐他便算有了同道﹐而可以不悲涼。而二人以上﹐便正構成「倫理」的關係﹐所以師友最重要。這最能顯發倫理之精神意義的師友之道﹐是直接安頓人生之處﹐是德性表現的地方。
　　
　　各類社會組織是一「方德」﹐是由許多線縱橫交織而成。但它不能使人之精神有一周流融通之處。在此﹐只有靠師友之道。要成就事業﹐當然要組織﹐這就是建國的問題。近幾年也常感中國建國問題的重要。而牟先生則在十多年前便正視了此一問題。人學﹐對自己是成就人格﹔進而求知人﹐是要使倫理關係各盡其分﹔再向外通出去﹐便是建國。建國的事業需要科學知識﹐但建國的精神則不在科學裡面。對中國而言﹐建設國家的專門知識和技術甚為重要﹐但首先必須提撕建國的精神。中國未來的政治一定走民主之路﹐此無問題。在這裡不好退卻﹐有許多觀念也不好違背。就這一面講儒家的學問﹐也可有不同的理路。不過在政治理想上﹐古代的觀念是顯得不夠。
　　
　　董仲舒嘗有「仁君正己心﹐正人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之說﹐此便是從一個中心出發﹐而期其「光被四表」﹐但這畢竟不夠。其根本的問題﹐是在政治領導人物之擔負太重。此意牟先生常說到﹐但現在無人了解此意。所謂擔負太重﹐即人民之精神為君主所涵蓋﹐而人民之精神不能涵蓋君主。此中實有一大委屈。結果君主之仁愛﹐也成了天羅地網。而民主政治﹐則在此前進了一步。它不獨是「仁」的關係﹐而且是「義」的關係。民主政治的根源實在於此。可惜現在的從政者仍然是往昔聖君賢相的意識﹐而又欠缺古人那種道德意識的基礎。結果便成了官僚集團。另外一些人則未認清民主的本性與自由之真諦﹐而成為飄游的個人自由主義。這兩種意識﹐皆所以阻礙中國民主建國之成功者。自從共產黨佔據大陸以後﹐人們對於此一問題當能見得明白﹐而可看出中國社會毛病之所在。但我與牟先生講學問﹐總從大處根本著眼﹐而不取時人針對一點一點的弊病而批評之﹑反對之的態度。因為那樣容易使精神散漫﹐不能凝聚。諸位於此不可不慎。
　　
　　中西文化在互相衝擊中自然產生了許多弊病。民國以來﹐青年人喜好革命﹐看見黑暗腐敗就要去反對去打倒。革命當然有其時代上的價值﹐但今天中國的青年則應該回轉來反求諸己﹐不好一往的向外批評﹑反對﹑打倒。記得胡適之先生在北平三貝子公園的列士紀念碑上﹐曾有二句這樣的讚詞:「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幹!幹!幹!」然而﹐我們的生命不要只成為炸彈。炸彈是毀滅了他人﹐也毀滅了自己。我們至少要做一個照明彈﹐以毀滅自己來照耀天空﹐光明大地。而最好則必須是燈塔。燈塔照明了黑暗的大海﹐使航行的輪船分辨出方向﹐避開礁石而得到安全。而燈塔自己且又是長明的。人也要在人世間做一個燈塔﹐既能照耀人間﹐指導人生﹐而且使自己也成為一個永恒的光明之存在。總之一句話﹐培植自己比向外尋找缺點來加以反對批評﹐實在重要得多。
　　
　　牟先生講話
　　
　　剛才唐先生已將我們人文友會的精神﹐與我們講學之方向﹐重複地講了一遍。為使大家更能把握唐先生所講的要義﹐及其發展的幾個關節﹐我再簡要的重述一下。唐先生首先從學問之性質講起﹐說明學校裡的學問是以科學知識為主﹐乃由西方science一觀念引下來。進一步指出科學與知識以外另有一套學問﹐此即成聖成賢之學問﹐也就德性之學。由此德性之學往外通﹐就是正視倫理關係﹐是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倫。在此再點出人只有在倫理中﹐乃能精神上互相內在﹐周流融通。所以「知人」甚為重要。知人才能講師友之道﹐才能擴大友道精神﹐由此再通出去而說建國的問題。指出建國總不能從組織一面去想﹐而須把握住發出此組織之精神。這就是近代化的問題。近代化不是一時間觀念﹐它有價值之內容。我們要正視近代化之內容﹐不能只是外在地去看它。繞著建國的問題﹐首先﹐人本身必須處理自己﹐安排自己。在此﹐人當該用點心。要把精神收回來﹐不要兩眼只朝外看。先要建立自己﹐要自己通體透明﹐全體放光才行。
　　
　　現代人最喜歡講作用。你講學問﹐他必問你有什麼實際效用﹐此最無理。實則要講作用﹐必先求自己站得住。一個人真能在學問上站住了﹐便是人世間無限的大作用。他就是一個積極的存在﹐就可以直上直下立於天地之間。我們不要總從作用處想﹐自己還不能站起來﹐如何能講作用?
　　
　　人常說要做中流砥柱﹐若站不住﹐如何成其為中流砥柱?
　　
　　唐先生教大家要做燈塔﹐燈塔也不因為講作用而去這裡照照﹐那裡照照。它只是矗立大海之中﹐永恒自明。要其光芒亦就自然能照耀海面﹐指導輪船之航行。唐先生今曰所講﹐極懇切﹐極中肯﹐希望諸位會友切實用心。
　　
　　唐先生講話
　　
　　我自己講話總很散漫﹐承牟先生用簡要精當之語﹐才使剛才所講的線索顯出來。在我講時卻不自覺﹐人若多一個自覺﹐即多一分意義﹐這很重要。在此﹐我應該謝謝牟先生。下學期起﹐牟先生將離開東海大學教書﹐也就是說要與諸位同學離得更遠些。但我們曾說過﹐人的精神要超越時空﹐即使隔得遠﹐仍然如在眼前。另外﹐希望諸位安心讀書從學﹐在此亂世﹐台灣是比較最寧靜的地方。在香港則不行。那裡風吹過來又吹過去﹐草木不能生長﹐實在不好做學問。諸位在台灣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就該多用點心﹐精神上要多凝聚。這也是牟先生所說﹐要求自己站得住的意思。
　　
　　牟宗三主講﹑蔡仁厚輯錄《人文講習錄》，頁174-182，台灣學生書局三民文庫，1996年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