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依然未能走出寒冬的冬季。尽管美国经济复苏，但货币政策尚未正常化；欧元区紧随日元实施量化宽松，为了破解通缩而战。就逻辑而言，美联储谨慎地设定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时间表，也旨在缓冲欧日量化宽松传导而来的美元升值压力---虽然至今美联储依然对美元升值视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正效应而非货币战争传导的副产品。

但是美联储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这个最大国家的央行，多年来一直催促人民币升值，但过去半个月人民币却接连逼近跌停。对此，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表示，美国将回击那些为获得贸易优势而管理汇率的国家。他在谈到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时表示：“我们必须要谨慎地避免界定一种标准，让这种标准催生的一系列规定会让货币当局无法拉动经济走出衰退。”他后来补充说：“我们不能把宏观经济形势和不公平的操纵性做法相提并论。”

客观言，主要市场的货币战并未完全打响。美元的升值、人民币的贬值都在两国央行的可控范围内；日欧的量化宽松更是深思熟虑的政策性举措。但就现实而论，若中日欧三大经济体不能向美国经济那样实现全面复苏，三大货币的贬值效应将形成令美元焦虑的传导力，美元是否如期加息也会成为未知数。毕竟，美国经济的一家走暖，无法使全球市场迎来春天。

货币政策除了体现宏观经济的运行，更直接反应外贸形势的好坏。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中国，这一趋势可能更为直接了当。2月8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8%。其中，出口1.23万亿元，下降3.2%；进口0.86万亿元，下降19.7%；贸易顺差3669亿元，扩大87.5%。

上述数据，被舆论视为外贸开局“寒意”阵阵。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原因之一。尤其出口，由于美元对人民币呈现出强势姿态，1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呈现增长趋势。但是相对于货币贬值的欧盟和日本，中国出口则分别下降了4.4%和20.4%。如果日本和欧洲量化宽松一直进行，中国对两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减少将不仅仅局限于货物贸易层面，还将扩大到服务贸易。去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为1.2万亿元人民币，按照目前的人民币汇率走向，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还会持续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这个时候，有关方面认为服务贸易逆差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但在货物贸易顺差萎缩的情势下，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并非好消息。

另一方面，人民币兑日元和欧元汇率升值，也并未提升中国的进口能力。海关数据显示，除大豆外，我国1月份主要进口大宗商品出现了量价齐跌的情况。譬如铁矿砂、原油、原煤、成品油和初级塑料等。上述大宗商品，进口量价跌幅较大，除了中国市场不振需求减少的原因，还包括进口价格较低的因素。在大宗商品价格较低的情势下，进口商对这些商品的降级预期过大，也有减少进口观望后市的心理。

外贸乍冷还寒，不利于今年的稳增长。确保外贸增长维持相对平稳的速度，是应有之义。今年，商务部设定的外贸增长目标为6%，较之去年降低了1.5个百分点。但从1月份的外贸数据看，要完成这一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首先，中国外贸要看外部市场的传导。美、欧、日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复苏，也将使中国外贸迎来暖意融融。否则，中国外贸不仅要过难捱的苦日子，而且要承受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整的多重煎熬。

其次，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已经是世界主要货币的美元、日元和欧元，其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负担。但是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市场品质还是金融体制抑或法治规则，都必须经过改革达到他们的成熟度。在改革调整期，中国无法实施美日欧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因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依然是稳健和松紧适度。去年的定向刺激和不对称降息以及刚刚的降准，就是有选择有节制的货币宽松政策。在外部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通过有节奏且风险可控的降息降准，是实现稳增长和强外贸的应对之策。

其三，切实推展“一带一路”外交，让过剩产能和充裕资本发挥作用。相比贸易增量的经济引擎效应，“一带一路”外交更具有拓展中国软硬实力的战略影响力。中国高铁技术出口已经初见成效，其他产能和资本也要学会在海外市场博弈，开花结果。

作为全球主要贸易国，中国贸易离不开全球市场。因而，中国应和全球主要经济体抱团取暖，而不是为具体的货币政策所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