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医生在手术室的几张自拍照，居然上了网络头条，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后西安卫生局的快速反应，却并没有平息舆论，同情的天平开始倒向医生……

医患矛盾并不是当前中国最尖锐的矛盾，但有关它的舆论现象却是中国舆论场最纠结的一道风景。反腐，舆论一边倒地叫好；批评城管，城管纵有不平，也多选择沉默；骂官二代、富二代，他们更是躲起来了；即便是师生矛盾，老师也一般不敢大声；只有医患矛盾，壁垒分明的两个舆论场，双方都委屈愤怒，不平而鸣。

在手术室自拍到底对不对，即便是医生也有不同的意见，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微博评论：“手术还没结束，拍照片的已经脱下手套的手就搭在了还在台上的医生肩膀上……这件事，不管背后是多么大的喜悦，多么骄傲的拯救，当事方就是错了。”我不学医，不懂得医学的规矩，这篇文章也不想讨论谁对谁错。这里我只想和医生朋友解读一下舆论特有的规律，我们可不可以用医学的逻辑来替代舆论的逻辑。所以，我的假设是，假如医生在手术室自拍在医学上无可挑剔，它可以成为舆论的通行证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在多次有关舆论的讲座中，力推要建构一个公共领域学。医生们都知道，你在医院按照医学的逻辑做事，不会出什么问题，可是你走出医院，来到公共场所，即便是普通的交通行为，你也不能凭医学的知识来自行其是，这里有斑马线、单行道、红绿灯，不懂得交通规则，就会出交通事故。同样，医生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单单舆论学，就有舆论的斑马线、单行道、红绿灯，如果你不懂这个规矩，非要以医学的逻辑我行我素，你就会出“舆论车祸”。

在自拍事件中，医生一个代表性的观点是：“一台高难度手术成功，病人安全，医生比病人家属还要开心，人们吃到好吃的东西都可以自拍，为什么医生不能用自拍表达开心呢？”

手术成功，医生可以开心，理应开心。但医生表达开心的方式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受到舆论规律的制约，并不是所有的开心模式都可以。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歌名是《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这样的节目可以上春晚，但如果改为《咱们当官的，今儿真高兴》，谁敢让它上春晚，即便是全国十佳公仆，也不敢这样唱。就算是在医院内部搞联欢，院长们也不敢搞一个男声小组唱，唱”咱们当院长的，今儿真高兴“。

难道当官的连高兴都不可以吗？如果我兢兢业业、一心为民，成功了，高兴一下还不可以吗？答案是：可以！但只能没事偷着乐，如果你要在公共场合唱出来，对不起，你还是要改成”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

生活中的强势群体，就是舆论中的弱势群体——这是我认为的舆论学的第一定律。舆论，是弱势群体的天然盟友，舆论的天平天然向着弱势群体倾斜，即使操纵舆论的人，都不能违反这一舆论的”自由倾斜定律“。当最有权势的人弯下腰让孩子摸他的头，当领导人俯下身和轮椅老人耳语，这些令人感动或者至少令人舒服的照片，昭示着舆论的”自由落体运动“应有的轨迹。这样的公共领域里，强者的情绪必须和弱者联接，否则，就没有舆论的正当性，具体在医患关系中，强势群体的医生，其情绪必须和弱势群体的患者联系在一起，才具有舆论的正能量。

听我讲座的许多医生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弱势群体。我明白，医生的社会地位确实不尽人意，三班倒，压力大，收入也未必高。但强和弱是相对的范畴，是比较出来的。在医生和官员之间的舆论中，人们会同情医生；但在医患之间的舆论中，人们会天然同情患者。患者说话就叫说话，医生说话就是医嘱；在医院很多场合，医生自由出入，患者却拦在外面；躺在牙医床，医生叫你口开，你就必须口开；而在手术室里，病人的生命都脆弱地交付给了医生。

正是因为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属于强者，而在社会地位上又不属于强者，这样的生活错位常常造成认知的错位，再加上医疗体制的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转嫁，使医生每每成为舆论风暴中最容易受伤的人。

理解了舆论的强弱逻辑，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林巧稚抱着孩子的照片会感动成千上万的人？林巧稚也有一张工作照，一群医护人员围在林巧稚身边，林巧稚用听诊器听着胎心，周围的人和孕妇都开心地笑着。在林巧稚所有和患者的公开合影中，她的手或者眼神都没有离开过患者。

同样，我们就会明白，手术室自拍的照片之所以让很多人不舒服，是因为照片里患者无助地躺在手术床上，大多数医护人员的手和眼神离开了患者。当医生失去了和患者的生命联接，也就失去了甚至对抗着舆论的力量。

也许，医生还会认为是自己的职业造成自己的委屈。我打一个比方，假如一个车祸，110警察率先赶到，对伤员进行施救，终于成功地让伤员摆脱了生命危险，在等待120到来的间隙，他们让伤员躺在血迹斑斑的地上，自己围过来为又抢救了一个生命而欣喜地自拍留念。这样的照片抛出来，别人会不会骂虽然救了别人命的警察？或者，把警察换成志愿者，会不会挨骂？

我衷心希望救死扶伤的医生在学会医学的逻辑之外，也懂一点舆论的逻辑，尽可能减少和避免在舆论中受伤。回到手术室自拍事件，医生们的自拍，最初只是在同行的微信中传播，并没有进入公共领域的故意，现在造成舆论的困惑，直接责任在那个把私领域的照片流露到公共领域的始作俑者。所以对医生的处理，应该按医学的逻辑就事论事，而不应该按舆论的逻辑来从重从快处理，如果没有医学的瑕疵，医生和医院无须苛责。

反过来，媒体是舆论的探照灯，它有天然的放大效应。在涉及医患这种特殊的舆论关系时，要慎用舆论的监督武器。特别是在今天医患矛盾如此紧张、医生到了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媒体应该平衡舆论，让医生感受到更多舆论的温暖和善意。（本文发表在2014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自由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