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主席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建馆之初，在“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南京大屠杀历史”这一问题上，引用了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先生说过的：“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不难看出，以这样的历史观来解读南京大屠杀，和上述习总的讲话，在主旨上是一致的。

进步文化区别于停滞文化，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时间取向”：进步文化强调未来；停滞文化强调现在或过去。对于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可以宽恕？原因在于既成事实的历史，已经成了完全定格、形态上的“死人，死事”，虽然让受害者刻骨铭心，但是和死人、死事没完没了地较劲，总是无法从悲情中走出，不用说并无损于心目中的敌人，对自己的心态伤害也是非常实在的——没有好心情的人，还能指望做什么有意义的大事吗？难道我们除了仇恨，就没有别的正事可干了吗？

而“不可以忘记”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就是那些完全定格、形态上的“死人，死事”，又并非没有价值。这个价值，就是着眼于未来，对“死人，死事”的成因、教训做出客观的解读，以便今后不再重蹈覆辙。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当然最浅表层面的是非认识，是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无度，是南京百姓的惨遭血洗。但如果我们深问几层为什么，又会觉得其背景因素的沉重之痛，远远大于表面的仇恨之伤。1937年，从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到12月13日血洗当时的国都南京，短短5个多月，中国军队的抵抗力为什么如此之弱？

有一个细节似乎可以回答：南京保卫战外围战中的川军部队，被调来守卫南京西大门的安徽宣城，看到日本的装甲车，川军官兵连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进，扔手榴弹没有用，一个主力团轻而易举被冲散，南京西大门就此洞开，师长饶国华中将为此开枪自杀，成为南京保卫战中牺牲最早、官衔最高的将军。装备、实力、以及上溯到文化的差距，让我们无法不产生这样的反问：这场大屠杀，难道仅仅是侵略者太残暴吗？

而日本侵略军攻进南京，也无非是日本侵华的一个高潮点而已。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清末，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海域的甲午战争，以及此后日本泡制的伪“满洲国”、悍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哪一次不是侵略者步步紧逼，中国政府步步退让？而中日之间国力发生逆转、日本侵华野心逐渐膨胀的关键之点，事实上只在于日本实现了明治维新，国体、政体焕然一新，生产力得到释放，国民凝聚力得到提升；而此时的中国却恰恰相反，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君王，为了一己私利，对外闭关锁国，对内镇压变法，走了一条完全倒行逆施的道路。

中日甲午之战，就战舰吨位等条件来看，中国海军的实力并不比日方弱。但可惜的是，真正交起手来，我们只有一个邓世昌，其他参战者大多是贪生怕死之辈，战舰再好照样打败仗。贪腐横行、国破民穷之下，对外来入侵者，我们只剩下口头谴责的能量，抵抗一次败一次，败一次就又要割地赔款。如此长期任人欺凌的感觉，和南京大屠杀相比，我们真的说不清哪个更痛了。很显然，这才是我们最不可以忘记、最该汲取奋进动力的东西。

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怎么争取？怎么维护？控诉、谴责侵略者的暴行，当然必要。但决不是唯一方式，更不是有效方式。国力的差距摆在那里，你和谁去乞求和平？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一望可知，又有什么动力来抵御侵略？百年之前，仅仅一个维新与反维新，就导致了两个国家如此强烈的尊严反差。由此观之，中国的深化改革之路，就绝不仅仅是解决国内问题那么简单，更有争取和维护和平的诉求深蕴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