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给哈佛大学1500万美金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并没有阻止潘石屹，近日，潘石屹又向耶鲁大学捐款1000万美金，据说，还有后续款项将分期捐给美国的其它大学，争议声中，潘石屹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如果我们不反对海外人士，特别是海外的华人华侨向中国捐款，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对潘石屹向美国大学捐款（而且受益的是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在全球化的今天，商业在全球化，慈善也在全球化，而且即便从主旋律来看，潘石屹的这种行为，也是对中国龙的温柔调色，是对中国形象的加分。

但人们仍忍不住叹息，为什么潘石屹不给中国的大学捐钱呢？无论如何，中国的教育比美国缺钱，中国还有这么多贫困的孩子，潘石屹为什么要锦上添花，而不雪中送炭呢？

潘石屹说：“在我跟国外大学的交往中，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态度非常踏实、认真，耶鲁大学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把钱捐助给这样的学校，我们非常放心”。潘石屹不肯明说的话，被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出来了：资金使用不透明及挥霍浪费等使用不当，都是导致不少企业家对捐资内地大学持观望态度的原因之一。

潘石屹的答案是个性化的，不可能成为普适性的慈善理由。如果陈嘉庚按照熊丙奇所分析的标准搞慈善，中国将永远没有厦门大学——在上世纪最动荡的中国，在一穷二白的闽南渔村，陈嘉庚建起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全覆盖的教育体系。陈嘉庚并非不清楚当时中国的腐败和不透明，但仍然于1937年将厦门大学无偿捐给南京国民政府，并义无反顾捐资支持中国抗战。

从来不存在绝对的慈善，不存在对任何对象、在任何时间始终如一的慈善。一些对象会得到更多的善款，但它们未必属于最急需捐助的对象。善念是普遍的，但善款的流向却是特殊的。如果我们正视中国的大学在社会捐赠方面仍然无法望欧美一流大学项背，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希望更多的善款流向中国，我们没有一个理由妖魔化潘石屹的慈善动机，却有一千个理由来反思：如何吸引潘石屹们更多地向中国捐款。

在反思这个问题时，有两个问号吸引着我：一个是为什么福建人特别爱做慈善？历年慈善排行榜中，闽商群体表现抢眼，在2011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福建省获评“捐赠最慷慨”的省份，其GDP在全国处于十几位，但福建的企业家捐赠总额和企业家总数分别占据第一、第二位，2014年胡润慈善排行榜前十名，就有四位是福建人。另一个是几千年的中国靠什么鼓励慈善？在一个没有红十字会、没有现代信用体系的传统中国，特别是在其广袤的农村，到底是什么因素支持着修桥铺路的慈善行为从不间断？

信仰、善念、信用——用我们平常分析慈善的“老三篇”来解释上述两个问号已经不够，它们可以解释普遍的慈善动机，却无法解释慈善的具体走向，影响慈善者选择慈善具体对象的因素千差万别，我这里提供三个新的解释工具：价值、情感和文化。

当人们已经决定捐款并进一步考虑捐款的对象而且没有信用的困惑时，价值取向就成为影响慈善走向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致力于造福全人类、且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事业更能够感召人们捐款。所以相对而言，教育比工程、普通高校比职业教育、综合性大学比专业性大学（比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相比）更容易吸引捐款。

但情感因素往往会超越价值因素决定善款的走向，否则，很难解释人们会对贫穷落后的老家捐款。一些受过滴水之恩的人，愿意用慈善来涌泉相报。所以，我曾呼吁学校厚待自己的学生，因为这就是厚待学校自己的未来。（参见2011年9月29日《南方周末》）一个连空调都不愿意装给学生宿舍的学校，一个连物业保洁都要推给学生的学校，一个连食堂都想赚学生钱的学校，你指望学生走出校门后会含泪回报母校，有多少概率呢？

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受陈嘉庚之约，执掌厦大长达16年，直到1937年厦大改为公立，1957年他在新加坡逝世前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分为五份，两份给后代，其余三份连同鼓浪屿一幢别墅赠给厦大，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和认知局限，林文庆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不见容于中国的政治语境和校史宣传，林文庆的遗嘱也因当时中国和新加坡尚未建交而未能马上执行，厦大也是到20多年后改革开放时期才知道有这么一份珍贵的遗嘱。一份不知何时能执行的遗嘱，一个出生于新加坡的福建人，一位被对方主流话语抛弃的捐赠者——信用依赖、情感回报、价值认同，都无法解释这样的慈善。都言赠者痴，谁解林文庆？

从福建籍华侨，到福建籍商人，如何解释他们一代又一代源源不断的慈善冲动，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在解读中国历史时，往往会从一个亲身经历讲起。他回莆田老家参加母亲的葬礼，发现帮不了任何忙，所有的一切都有亲戚和村民安排得井井有条，故乡的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角色和分工。郑振满长期在高校任教，却已经不懂得如何在农村操持一个葬礼。他记起儿时母亲常常讲的一句话：“如果你要做坏事，死的时候，你自己爬到山上去”，由此深切理解在这样的乡村文化秩序中，一个敢于做坏事的人将会如何被孤立，一个乐于做好事的人又将会得到怎样的鼓励。一个好的系统，坏人不敢做坏事，而普通人更容易变成好人。所以，并不是福建人更有钱、更善良，而是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系统，乐善好施的好人自然会层出不穷。

郑振满教授把这样的乡村文化称之为“没有国家的生活”，它不是无政府，也不是反政府，而是在政府权力的边界外形成低耗高效而有秩序的社会。当华侨漂流海外，带不走政府，带不走家园，但可以带走文化，他们就在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各个国家复制这种社会，为什么华侨在海外还要建祖庙、盖祠堂、修族谱？为什么华侨在海外还要盖祠堂修族谱？首先是情感寄托，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据此可以建构一个令他们在现实中受用无穷的社会。

中国几千年来就在这样的系统里，不靠政府作为，也不靠所谓的慈善组织，悄然地进行着各种修桥铺路式的慈善。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受益于这种自组织的社会。遗憾的是，20世纪初期，这样的传统开始打断。我们更依赖包办一切的政府，更相信金钱万能的市场。只有当一个人大病大灾时，才会发现捐款最多的（平均值）往往是自己的同事、同乡、同学，才能切身感受到在政府和慈善组织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具体地帮助自己。只不过这样的“社会”和过去发达的传统社会相比，功能已大幅度退化，而且面目全非。

今天，我们认识到一度被当作封建迷信、陈规陋习扫除出去的传统文化，其实有着巨大的活力与效力，又开始重新重视乡规民约。但如果只是把乡规民约当作一个个口号，而不是重构一个包括习俗、奖惩在内的社会系统，那么它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如果能在制度设计上，将传统社会与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对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重建一个更有活力、更有秩序并赋予现代文明的社会，则善莫大焉。果真如此，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潘石屹们像陈嘉庚、林文庆那样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捐款。

（本文发表在201年11月6日《南方周末》自由谈，责任编辑蔡军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