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遭遇艰难时世，转变来得突然而猛烈。

从余额宝是否吸血的讨论开始，到央行中旬向多家机构下发《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草案征求意见，《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到四大行实际下调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一连串的类似于偷袭的行为，让人眼花缭乱。

3月23日，建行下调了其用户通过支付宝快捷支付网上消费及购买余额宝的额度，幅度从原先的单笔5万降为5千。一周前，工行、农行、中行已经下调了用户使用支付宝快捷支付的额度：工行由单笔5万下调为5千，每月限额则从20万降为5万。中行、农行则将额度从原先的单笔5万降为单笔1万。3月25日，工行率先减少与余额宝的支付接口，意味着某些转接交易难以成功。马云声称，这是支付宝“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最光荣的时刻”，这样的呼吁悲壮而无奈。

汹汹舆情没有放慢打击的脚步，但足以让央行官员出面解释，他们为何对互联网金融实行如此严苛的监管。3月18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发表题为《余额宝与存款准备金管理》的学术文章，建议对包括余额宝在内的货币市场基金投向银行的协议存款实施存款准备金管理，缩小监管套利空间。监管货币市场基金，是为了货币安全，与公平竞争。

对于货币基金的监管是不成熟的，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

货币基金遭遇严厉监管，因为天弘基金的成长速度超乎想像，有动摇银行根本的潜力。盛松成先生的理由不是为银行利益，而是为了中国的金融安全，扞卫畅通的货币传导机制，以及建立平等的竞争环境。

盛松成文章以数据描述了余额宝与天弘增利基金令人吃惊的发展速度，以及其他趁势而上的货币基金的潜力。在互联网的助推下，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约占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1%，占银行理财产品的10%。未来货币基金市场就是阿里与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的天下。

大量货币基金借助互联网直销平台，直接走向银行间协议存款市场，传统而笨重的银行业难以招架。存款每月以数千亿的规模流失，补充资本金与稳健的货币使银行利率节节上升，理财产品的增加实质提升了吸纳资金的成本，银行存款要缴纳存款准备金——饱受呵护的银行如此委屈，大叫大嚷表达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盛松成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类似的货币基金进入银行协议存款市场，不必缴纳存款准备金，提前支取不必支付罚息，比一般存款享受大优惠。并且，由于不必缴纳存款准备金通过银行贷款，还可以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这样一来，央行的利率政策、央行的货币控制不是落空了吗？

货币基金今天的问题，不是互联网金融造成的，而是监管失察、急功近利的结果。

2006年6月19日，证监会基金管理部发布《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提前支取定期存款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于货币基金提前支取定期存款，所导致的损失由货币基金承担，每月从基金管理费中计提风险准备金。计提比例不低于基金管理费收入的5%，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基金资产净值的1%时可以不再提取，后来计提比例提高到10%。2006年利率由低到高，以及监管的加强，导致当时货币基金出现收益下降、大规模赎回。2011年，由于城投债危机显现，上述监管规则被打破，货币基金投资协议存款30%的上限被打破、可提前支取不罚息，而银行为了维持流动性也愿意支付高额利息。

货币基金之所以享受今天的优惠，就是因为政策急就章出而反而，为了短期效果不断修改或者无视规则，甚至一份不规范的红头文件就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导致市场缺乏长期预期。就是要规范，也要遵循程序正义，形成市场长期预期，死，也得让人死个明白。

货币基金进入协议市场，是否会导致基础货币大幅上升，目前缺乏这方面的详尽研究，而货币基金不可能成为利率的最终定价者，如果1万亿的货币基金能够改变利率，那么银行的理财产品同样可以，只取缔一方是不公平的。

其他两项举措有些莫名其妙。下调网上消费额度有公报私仇之嫌，这牵涉到数万亿的支付市场，同时，没有证据证明终端支付安全性低于其他支付手段。二维码扫描支付，背后是企业信用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能力，二维码与移动终端不过是工具，互联网小贷的安全性证明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以信用分析解决小微公司融资难的终极能力。

一些P2P公司的欺诈，与平常的金融欺诈没有区别，并不是互联网金融才会欺诈。而携程泄露安全漏洞，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与惩处杜绝。各种宝的收益承诺，可以即刻得到纠正。

毫无疑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空间被极大地扼制，并且是在保护储户、保护投资者、保护创新的名义下进行。没有修改游戏规则，就意味着，未来没有人会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落后负责。

互联网小贷，让人看到了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的曙光，准确的信用甄别是中国金融最匮乏资源，互联网金融中有，各电商可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型。

中国要推进市场化，在划清边界后，余额宝们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