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讲，中国经济还能维持至少30年的快速成长期。只是这需要两个前提作保证，一个是中国社会不能乱，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超越自我，大力提升执政能力。所以敢于作出这一大胆设想与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分析。

　　“中国模式”有三大支撑：一是中国共产党突破了计划经济理论，实行了市场经济；二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政治制度和建立的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调节力；三是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或者还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得益于两大动力：一个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社会生产力解放进而激发出来，另一个是中国老百姓听话、忍耐和勤俭。

　　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意识形态，中国经济体制严重僵化，走到极端时，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到鸡屁股，结果原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激发出来的经济活力，因极左思潮的压抑几近窒息，是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大无畏勇气，把中国引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把束缚人们手脚的绳索打开，保证蕴藏于民族血脉中的激情和活力显示出来。再一个就是存在于中国人骨子里，由文化传统熏染而来的勤劳节俭，这一点走遍世界很难找到媲美者。正是两大动力，保证中国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直接把一个经济濒于崩溃的国家推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让世界开始讨论“北京共识”等问题。

　　到这里，我们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未来再实现30年的经济快速成长，动力该源于那里？还是来看一下人类发展史。古代，能够称得上世界大帝国的首推古罗马。近现代称得上世界霸主的，是英国和美国。分析这几个国家所以领袖世界，原因可以数出许多，最显着的当是罗马通畅的道路，英国航行到世界各地的舰船，美国率先进入太空。也就是科技让他们赢得速度。当然，也不仅仅是科技，还有社会学理论。以英国为例，其所以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有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进而让人类第一次由自然动力转向人工动力，再就亚当·斯密《国富论》以“看不见的手”引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二者其实都源于人的智能，而非体能。这就意味着，中国要保持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并且再持续数十年，必须把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由人力转向智力，由低端进入高端。

　　中国人有没有实现科技创新的智商？有。许多年前，欧洲有两个大学联合以非文字推理能力的方式，进行了一次针对世界众多民族的智力测试，结果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平均智商105；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平均智商100；南亚、北非及其世界大多数国家，平均智商85；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平均智商是75。逻辑分析，这个结果不可信，封闭时代可以区分国家和民族，自由迁徙时代已经难已区别。比如美国，几乎把世界上的最优秀人才都吸引过去，其智商不可能低。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自信中华民族智商靠前。

　　有了这样智慧的民族，如果再提供相应的支持条件，完全可以把中国推向科技发达国家，这时再加上巨大的体量和民族耐力，经济何能不繁荣几十年？如此，问题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将智慧发展为创造力。那么，我们党和政府是否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应当说早就认识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创新型社会”足可证明。就如今天新浪新闻第一条是习近平提出“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第二条是李克强强调“实现现代化有很长的路要走，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些透出的信息十分清晰。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没有第二个选择。

　　既重视又没有其他选择，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具备了转型与跃升的条件？显然没有。过去没有，当下也没有。就如同有人所言，世界有三个层次的国家：原创性国家是美国，次原创性国家是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中国是模仿性国家。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应当处于模仿性国家向次原创国家的迈进过程中。有智慧而不能化作科技创造力，原因很多，古代和近代是农业经济和封建统治，历代王朝更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最担心的是“人心不古”，这样下来必然压抑民众的创造力。新中国成立后，理论上我们可以做到，毕竟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问题是种种认识上的误区，及其国际大环境与发展阶段的原因，我们还是没有做到。

　　较长时间来，人们一再追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出不了思想家？最后都归到教育模式上来，认为教育模式的僵化导致学生都变成考试机器，失去创新活力。其实，这只是表层原因，如果往深处挖就涉及到我们的培养目标，我们太想把民众都变成一种思想、思维和价值判断的人，而不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们一再批评艺术界浮躁，目前充斥于电视屏幕上的除了勾心斗角的宫廷戏、张扬财富的物欲戏，就是可笑可悲的“抗战剧”。为什么不能产生好莱坞那么富有想像力的电影？恐怕不单单是艺术界忙于赚钱，还有社会给他们设置了太多的障碍，也就是所谓的敏感区、雷区，结果使他们不敢想像，不能想像，进而不会想像。再看一下文化繁荣问题，应当说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央甚至专门作出决定，但囿于观念和管理模式，相当时间内中国都很难真正实现文化繁荣。因为我们的文化生态可谓：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处于停滞，人类层面的文化几乎无法企及。

　　症结找到了，改善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成为关键。很显然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的提升主要反映在哪里？核心是对思想的包容度。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因为思想是标志，只有大量的伟大思想家及其思想产生出来，这个民族才真正实现觉醒。简言之，一个大国需要主流思想引领社会，但不应以遏制其他思想来实现，必须以自己的征服力、吸引力来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最大挑战，必须突破。

　　为了明确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这里不妨提出几个标志：当政府和官员们以足够的自信，容纳和包容来自国内外的不同声音，甚至将不同声音中包含的积极因素予以吸纳；当知识界、思想界的人们敢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付出自己的努力，必要情况下敢于牺牲；当我们的所有决策者都真诚而又主动吸纳民智，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当我们的人大代表参加会议不需要严密保卫，而是随时接待群众来访，转达诉求；当官员不再拥有特权和优待，而是为国贡献者受到优待……这时，全民族的动力、活力、创造力必迸发出来。

　　最后，借用美国电影《太空英雄》的中主人公的话结束本文。美国第一批当选宇航员与媒体见面会上，格林说了这样一句话：“感谢上帝让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人最好的和最大的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库柏说：“为了国家，也为了世界。”我们应当现在就这样说，至少不远的将来会更加真挚地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