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上看，前面讲过的老杭大对过西溪路那条女装一条街餐馆屡办屡败的缘由，是个匹配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这并非餐馆与女装生意两个产业之间的匹配问题，而是两类企业档次的匹配问题。说明白点，餐馆档次略嫌高了些，而那条女装一条街的服装摊店档次略低了些。故而发生了不匹配问题，恰是集聚企业间档次的不匹配，导致了餐馆的屡办屡破。这里的缘由，因而不匹配的表现及其发挥作用的机理，可做如是推断：那条女装街面对的顾客，多半是女大学生，摆摊卖服装者，多半系喝市场经济“头口水”的下岗职工。可想而知，这类人群的消费需求档次能有多高？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家庭，大多数还在温饱门槛挣扎，离小康差得很远，供个大学生读书不易，学生大多经济拮据，囊中羞涩，买时尚服饰价廉物美是第一考虑。为买新衣少吃俭用也是常有的事。这帮人逛街，吃饭尽量得省着点，光顾饭馆的人自然寥寥。至于在那条街上开服装摊位的主儿，多数系下岗职工或刚进城农民工，生意刚起步，忙乎半日挣不了几个子儿，既无暇也舍不得去略微高档点儿的饭馆用餐。此外，此类生意都很小，摊主以自食其力的女士居多，也没什么应酬打点的事儿，没必要请人吃饭。就是说那里的顾客、雇主大多都不会去饭馆吃饭的。在那里开有点档次的饭馆，不关门才怪呢！

　　我曾借着吃饭和一家餐馆的老板聊过，建议其改开快餐店。后来发现，那条街上卖盒饭的快餐店生意不错。显而易见，和那条街上那种档次的服饰摊点相匹配的，是低档次的快餐店，而中规中矩的饭店。若从开餐馆者角度来看，是选错了区位。由此可见区位选择关乎企业成败。

　　进一步地看，我这里所说的匹配问题，是不同经济活动者档次的匹配问题。除了这种匹配而外，还有另一重意义的区位匹配，即要素的匹配。“好马佩好鞍”是个习语，经济学上看，这样搭配不单单会显得有派头，而且还是有效率的，能提高其间所涉及的经济人的收益。2011年春，牛津大学维纳布尔斯教授在我主持的一档讲座上，所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意义的匹配问题，具体说是劳动市场的匹配问题。

　　论题是这样提出的：何以年轻人都想去大都市？常见的现象是，伦敦、纽约和中国上海等大都市人口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但何以那些有本事的人尤其是专业人员都青睐那里？经济学上看，这类人在那些城市找到和自己水平能力相当的合作者的概率较高，产出效率高，本身的价值就大，收益也大。他们创造的价值及自身收入，大于在那儿的生活成本，因而能够呆在那儿——有能力待在那儿。可以把劳动力分为两类：高素质者和低素质者。正常情形下，若两个高素质者搭配，效率因而产出最高；一个高素质者和一个低素质者搭配，效率或产出其次；两个低素质者搭配，效率最低。大都市教育科技发达，职业培训机构林立，高素质的劳动者自然多于中小城市，一个高素质的人待在那儿容易找到和自己素养相当的合作者。在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一名高素质的劳动力找到同样素养合作者的概率要小些，他不得不和低素质劳动力搭配，其效率或产出自然低些。不仅如此，若动态地看这种搭配对于劳动者素质的反向影响，便不难推断，前述第一种搭配，即高素质的劳动者与同样素质的劳动者搭配合作，彼此都能从对方那里学到较多新知识，因而获得的知识外溢最多。第二种搭配，即一名高素质者和一名低素质者搭配，前者得到的知识外溢很少。第三种情形即两个低素质者搭配，彼此知识溢出最低。按此推断，就个人选择而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待在大都市看来是最合算的。既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提升所在城市的生产率，也有利于自身素质的提升。故而年轻有为的人倾向于去大城市，大城市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高，都市化是个大势。

　　当然这是理论，和现实世界有差距。现实世界尤其是中国现实，有种制度安排和意识，即“官本位”制度安排加“宁做鸡头不为牛后”的意识，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后去偏远地区，提拔的概率高，“90后”市长、局长现象使那些在大都市研究所和企业苦干的年轻人多半有种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