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启动的“自古至今的流动性”课题让我终于对“增加货币就是增加财富”这一经济学定理大彻大悟。与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强烈主张花掉储蓄（每一个日本人在撒手人寰时会留下3500万日元的储蓄）以此将“死钱”变成“活钱”便可以推动日本经济重现增长的推论相类似，我对未来20年（如今是未来15年）中国经济趋势的总的研判是：如果能赶在2028年之前不断释放央行囤积的流动性，以此促进中国经济大发展并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便可以从容应对此后伴随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尤其是总人口抚养比不断攀升所带来的大灾难。

　　与西欧14国近代依靠贸易扩张所带来的盈余增加货币进而增加财富的模式明显不同，近代海运薄弱、贸易并不发达的日本，则一直借助降低金银货币的成色来增加货币，由此实现了日本经济在江户时代的迅速崛起。据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日本的当年国民财富产出（GDP）1600年为96.2亿国际元（按1990年不变价值计算，下同），到了1870年猛增到253.93亿国际元，累计增幅高达164%,比同期中国经济增幅（97.64%）高出近66个百分点。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经济史上的“江户奇迹”.

　　日本之后的历史先是依靠对外军事侵略增加货币，后是自朝鲜战争起走上依靠贸易扩张增加货币的道路，最近30年加速囤积“死钱”,直到6个月前终于又回到以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为目标的货币大举扩张时代。值得一提的是，日本20年前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于受到了本国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困扰，几乎毫无建树。从这一点看，不能说日本此前的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是一个错误。

　　对日本江户时代货币政策的思考，不仅是理解安倍经济学的一把钥匙，也是对中国盲目追随之前的日本一味囤积流动性以至假稳健、真紧缩的货币政策格局连同货币超发问题加以深刻反省的一条路径。因此，这样的思考极具现实意义。

　　按照日本史学界的说法，所谓江户时代是指发生在公元1568-1868年这三百年之间的以和平取代战乱、以改革促进发展的历史时期。丰臣秀吉对于结束此前长达一百年之久的大名内斗功不可没，随后的德川家康则扮演了国内战乱终结者的角色。此二人都是江户时代日本最重要的改革家。其中丰臣秀吉启动的地租改革（又称石数制改革）奠定了日本江户时代农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据史料记载，公元1600-1870年，日本的实收石数从1937万石增长1.42倍至4681万石，国内人口相应由1500万人增长1.32倍至3481万人。

　　与丰臣秀吉比起来，德川家康更注重货币制度的改革。公元1600年，刚刚在关原之战获胜的德川家康便将目光盯住了货币制度。起初是将包括石见银山（日本最大的银矿，鼎盛时期曾有20多万矿工在此工作，是日本向中国输出白银的主要基地）在内的全国矿山收归幕府管辖，后是设置了金座、银座、铜座，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即所谓“三货制度”.接着便开始发行了七种金币，包括大判（十两）、五两判、小判（二两）、二分金、一分金、一分金、两朱金、一朱金，以及形似海参和豆瓣状的银币。在此之前，日本几乎没有货币制度，一直依赖大量进口中国的钱币，连货币兑换也是完全仿效中国。即便是在“三货制度”之后，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中国钱依然耗费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

　　到了德川纲吉执政时期，日本的国内改革全面提速。一位名叫荻原重秀（开启江户时代先河的织田信长家族后裔）的幕府官员崭露头角。荻原重秀称得上是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的鼻祖，由他执行的“元禄改铸”,是江户时代制定货币制度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货币制度改革，对以上提到的日本经济“江户奇迹”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禄改铸的要点是降低三货的品位或成色，由此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幕府的公告称：“近年金银矿亦小，世间之金银渐减，故改金银之位，以增世间之金银”.以小判为例，此前的庆长小判含金量是84.29%,而元禄小判的含金量大幅降至57.37%.与此同时，此前庆长丁银、豆瓣银的含银量是80%,而元禄丁银、豆瓣银的含银量仅为64%.

　　元禄改铸后的15年，日本的金币发行量增长了42%,银币的发行量则激增了222%.其中，银币的超前增长反映了当时日本以银币作为主要结算工具的国内贸易扩张以及经济总量扩张对货币的旺盛需求。

　　元禄改铸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物价上涨。以改铸前后10年作对比，日本各地的米价上涨了30-50%,年均涨幅3%左右。尽管物价上涨的部分原因是元禄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甚至有幕僚偏执地说元禄改铸是导致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还是迫使幕府一度恢复了改铸前的金银品位。

　　到了公元1736年，由于日本关西46藩收成锐减五成，出现了全国性的“享保饥馑”,并导致米价大幅上涨，引发了社会动乱，为恢复经济，幕府重新启动了货币改革，即第二次改铸，又称“元文改铸”.元文改铸后，小判的含金量由84.29%降至65.71%,银币的品位由80%大幅降至46%.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元文改铸后的4年之内日本的米价上涨了50%之多，但在随后10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物价基本保持稳定。鉴于物价稳定是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出现的，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旨在进一步扩大货币发行量的元文改铸实际上导致了日本的通货紧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从供给学派的角度看，如果增加货币得以扩大生产能力及产量，物价下降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也证明，在朱镕基以前所未有的的魄力扩张工业贷款后，国内彩电价格至1996年以后大幅下降，之后便是持续两年的通货紧缩，令1984年启动城镇经济改革及工资持续上涨引发的持续通货膨胀由此画上了句号。

　　元文改铸后，幕府还进行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即1818年的“文政改铸”,小判的含金量进一步降至56.41%,银币的含银量则降至36%.此后40年，金币的含金量基本稳定，但银币的品位继续下降，到1859年降至13%,显示三次改铸后的日本终于踏上了持续扩大货币发行量的不归路。

　　日本学者在总结江户时代的货币政策时说：“长期看来，货币品位的低下，本质上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货币需要量随之增加，对此幕府不得不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就是说，通过降低货币的实质价值来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货币的表示价值和实质价值逐渐相分离，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货币的近代化”（参见《日本经济史》）。

　　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民众生活在江户时代得以明显改善。衣着从原来粗糙的麻布进化到棉织品以至华美的丝织品，饮食从食之乏味的地炉乱炖进化到酒、酱油、味噌等嗜好品和调味品的普及，住房则由简陋的竖穴式建筑或没有基石的矮屋进化到以立在基石上的柱子为支撑搭建起来的有棱有角的房子，并逐渐普及了榻榻米、衣橱等家具和隔窗之类的居室装饰。

　　总之，日本江户时代的货币政策，以前赴后继的扩大货币发行量和与之相对应的日本经济增长“江户奇迹”,再一次证明了“增加货币就是增加财富”是一条迄今为止不可动摇的旷世经济学定理。

　　反观中国，当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顶住主权债务压力继续扩张货币的时候，我们凭什么不去终结过度囤积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凭什么过度忧虑所谓的投资依赖型经济以及相应的债务问题和货币超发问题，凭什么不尽快将“死钱”转变成“活钱”,以此实现未来15年的经济大发展，并由此从容不迫地应对2028年尤其是2035年之后的大灾难。

　　顺便说一句，国人向来夜郎自大，既不思考别国的历史，也往往忽视本国历史上的教训。就货币的历史而言，许多人误以为张居正是明朝的大功臣，他所进行的一条鞭改革无比正确，但殊不知，恰恰是这位历史上的仁兄将得自贸易的白银错误地囤积到了财政体系，才引发了后来的17世纪经济危机，也就是由于中国过度囤积流动性导致世界白银供不应求，以至先贸易萎缩后经济衰落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使得刚刚取代印度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中国就此结束了明朝的历史。

　　“忘记过去，必将重复过去”,圣塔亚娜的这句醒世格言未必不在暗示，等待央行一味囤积流动性货币政策的将是另一次历史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