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和国力的增长是惊人的，国人有理由为之自豪；但同时以缺少诚信为标志的道德滑落，也是惊人的，国人没有理由不予正视。
　　
　　近年国际上以及我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2003年10月17日，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随即在2004年12月3日，递交了由国家主席签署的批准书，使中国成为这一国际公约的正式缔约国。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从6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意味着，我国已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正式立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很多条款，包括对所涉内涵的界定，把各个国家的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以及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的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及传统手工艺等，列为备选目录。而制定此一公约主要理念，是尊重差异，尊重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上的尊重差异，既指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文化差异，也包括同一国家之内不同社区、不同群体，有时甚至是不同的个人，他们作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文化场所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因此《公约》强调：“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这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理念。按照这一理念，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包括一国之内不同族群的文化独特性，都应抱持尊重的态度，而不允许有任何歧视。
　　
　　本来中华文化是最具包容性的文化，中国文化精神里面不乏异量之美。典范的显例，是唐朝的全面开放态度。全面开放带来了盛唐的丰足富强。而清朝长期闭关锁国的结果，使自己远远落在世界文明走向现代的后面。我国近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以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宝秘诀”无他，只是缘于改革开放。开放的国度，自然需要有开放的胸怀。
　　
　　如果没有开放的胸怀，何来香港的一国两制？全世界的善良人士都笑纳了这个伟大的构想。既然是一国两制，就得承认香港和内地的不同。首先是制度的不同，由此带来文化秩序和文化规则的不同。对于内地各文化域区的差异，我们尚且需要尊重，对不属于同一制度的中国的香港这个文化域区，难道不应该更要尊重吗？
　　
　　我不理解，时至今日为何还会有内地知识人士，指责香港人如何如何。哪怕在指责的语言前面加多少修饰语，甚至和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联系起来，都无法改变指责的错误性质。1842年割让香港岛、1860年割让九龙半岛、1898年租借新界给英国，那是当时昏聩无能的中国政府干的事，与香港人民何干？如果由于香港有过一百五十多年的这样一番经历，而且在正式回归的十五年之后，还有人作为“口实”、“把柄”，指责香港人如何如何，不仅不符合历史的全然真实，也不够人道。
　　
　　何况，英国人留给香港的并非都是负面的遗产，中国的领导人和香港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英国人成功地治理了香港。因此在七十年代香港才成为赫赫有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的交通秩序，特别是地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比并。近年内地许多城市都建了地铁，和香港地铁一比，差的何止几里许。我的几位在港岛各大学任教的朋友，都有在欧美留学或工作的经历，至今在说，香港的文秘和助理，其专业训练和职业道德，世界上少有出其右者。
　　
　　1992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之余，写了一篇《初读香港》，发表在1993年第三期香港《明报月刊》，其中有一段抒怀论议的话，不妨抄录在这里——
　　
　　香港是不平等条约的牺牲品，是大英帝国强占的中国领土，是中国的南大门，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是临时的政治飞地，是繁荣的东方通都大邑，是世界金融与贸易的中心，1997年以后是一国两制的实验场。但比所有这一切都重要的应该是：香港是中国人的骄傲！她向世界表明，在社会不被破坏的情况下，中国人能创造怎样的现代经济与文明的奇迹。没有深圳经济特区，谈不上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而没有香港，便不会有深圳经济特区，也不会有一国两制的思路。香港的地位，香港人自己应明了。五十年不变,如果是历史的思考，何必如此吝啬？我相信是举成数。甚或如《周易》所示，五十乃大衍之数，丽象繁垂，时空变幻，尽在其中。
　　
　　此文是在香港回归五年前写的，到今年已过去二十年，仍然不觉得过时。我仍然要坚持说：“香港是中国人的骄傲！”
　　
　　文明与文化不是同一概念，现代文明需要有支撑其存在的物化指标。文化传统绵长，不意味着现代文明秩序完整。在这方面，无论内地还是台湾，都有需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和国力的增长是惊人的，国人有理由为之自豪；但同时以缺少诚信为标志的道德滑落，也是惊人的，国人没有理由不予正视。不遵守环境卫生的规约，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与人论理大放粗口，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所指的文化多样性，也不是文化差异，因此并不在保护之列，而是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是否缺乏社会公德的问题。
　　
　　香港回归之后，有没有文化乃至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当然有，特别是年轻人。连内地也存在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但这个问题急不得。香港回归之前，有多少港人惴惴不安呵！当时迁移到英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的人，多着呢。可是回归之后，渐渐地，他们又回来了。回来就是认同的开始。这些人是否都中了英国殖民者的“毒”？也不尽然。因为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运动太多了，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当时“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清肃的对象，不必说了，另外还有“十种人”，其中就包括“港台关系”，倘若沾其一者，便不被信用，升学、工作都受到万劫不复的影响。这样历史地反思，今天香港人回归认同的意识，可是值得大圈大点。包括内地动乱期间从深圳逃到香港去的枪下余生者，今天也抹去伤痛，爱国不落人后，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了自己一份可贵的力量。
　　
　　文化中国的范围广袤无垠，按照杜维明先生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意义世界。中华的伟大，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千年以降的主流文化，还包括儒释道三家，理念不同却相处得很好，至有“三教合一”之称。各个文化域区的种种差异，愈见其“佳人不同面”的姿色之美和充实之美。各地语言不同，但文字相同，故不碍交流。京腔的响亮，吴语的缠绵，中原的厚重，关中的质朴，粤语的音韵，闽南的低回，巴蜀的清刚……真是鸣啭悠扬，各尽其美，美不胜收。
　　
　　最后，我想引一点古，看古圣、前贤是怎样看待中华大地各方人士的文化差异的。孔子有一次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后来明末的大学者顾炎武提出，孔子的前一个说法，可以用来形容北方的学者，后面的说法很像南方的学者（《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条）。也就是在顾宁人（顾炎武字宁人）看来，南北学者都有自己的“病”，只是病兆容有不同罢了，而无须以南攻北，或以北讦南。
　　
　　鲁迅后来把这个问题扩大为“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区别，写道：“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鲁迅全集》第五卷，页494）鲁迅说的“某先生”，显系指顾炎武。但他补充上了各自的“优点”：“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可是，“厚重”有可能导致“愚”，“机灵”则有可能流于“狡”。
　　
　　要问到底是南人好，还是北人好？其实难分轩轾。这是多样的文化中华，都好，也都有人性的弱点。看内地人和港人，我们不妨也作如是观。
　　
　　2012年壬辰上元后二日写于京城之东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