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育同志来信通知我，“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将于1994年为龙荪师诞生10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包括出《文集》、《纪念集》等，这促使我回忆起过去从金先生受教的种种情景，特别是1941年之后在清华文科研究所那一段时间，得到金先生给我的严格的思维训练和特别亲切的教诲，并讨论了“超名言之域”等问题，那真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

　　一、在昆明从金先生受教的情况

　　我1935年考进清华哲学系，大一时听了金先生的逻辑课，便对他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十分钦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当时有些进步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战地服务团，决定到北方前线去参加抗战工作，我也报名参加了。临走之前，去向金先生告别，他非常赞赏我的行动，连声说“好，好!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要到前线去扛枪”。我后来一直记着他讲“扛枪”二字时的那种满腔热情，这对我确是最好的鼓励。我在北方两年，1939年又回昆明西南联大复学。金先生一见到我，就约我到他住处去谈谈。他特别为我准备了咖啡和点心(这在当时大后方是很难得的)，详详细细地间我在前线的情况和所见所闻。我如实地讲了自己到山西前线、又到延安、并随八路军到了晋察冀和冀中等地的主要经历，介绍了敌后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敌的许多事迹。他显然听得很高兴，不时地擂话:“八路军真能打仗!”“噢，游击队神出鬼没!”“照这样说，中国人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他还说，他们这一代人，一直担心中国要被瓜分，要亡国，能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就有希望了。

　　我早就认为金先生是个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的学者，在感情上和他比较接近。不过在大学生期间，我热衷于进步学生的种种活动，和老师接触的时间较少。只有到1941年成为研究生之后，才真正和金先生建立起特别亲密的关系。这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为白色恐怖所笼罩，地下党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学生运动暂时沉寂了。于是我便搬到昆明郊区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居住，下决心埋头读书。这期间，为了躲避日本飞机对昆明的轰炸，许多教授到郊区农村借房子安家。金先生从四川李庄休假回来后，住在龙头村钱端升先生家中，离司家营约二里路。他决定为我这个学生单独开课，叫我每星期六下午到他住处去读书(先是Huln。，后是Bradley)。开始读休漠(Hume)的Treatise时，只有一本书，由我捧着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我读，读到其间，他说:“打住!”便向我提问，要我回答。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样一个话难，使我感到仿佛突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于是，他就洽我详详细细地分析和批判休漠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了。金先生对休漠的书真是熟透了，哪一页上有句什么话，有个什么重要概念，他都记得，并且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密分析的思维方法，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

　　当时，金先生正在把他的“知识论”讲稿整理成书，他把写成的手稿一章一章地交给我带回、来读，送回去时也要我提出间题和意见进行讨论。同时，除金先生指定读的书之外，我自己开了两个有关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书单子，按历史顺序选读各大家的原著，也常有一些疑间和看法要向老师请教。在那一时期，我和金先生讨论的间题是很多的，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为我‘解惑”。我好标新立异，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金先生也喜欢学生有独立见解，但要求我每提出一个论点都经过严密论证。因此，讨论往往是热烈的、富于启发和引人入胜的，不知不觉间，一个下午便在边读边议中过去了。

　　接触次数多了，互相了解加深了，师生间便建立起真诚坦率、充分信任的关系，交谈的范围也扩大了。金先生虽不愿多谈政治，但他反对法西斯统治和种种腐败现象，态度是鲜明的。在他面前，我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国民党反动派。我有时还喜欢讲一点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金先生也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马克思的著作有种理论的美”。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创作。但他瞧不起苏联的教科书，特别对它们批评形式逻辑很反感。他说:“形式逻辑怎么好反对?你反对形式逻辑的那些话，也要遵守形式逻辑。”金先生这些观点，我也是赞同的。

　　当时在边读边议中讨论得最多的是认识论问题。我在这期间曾经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其中包括读金先生的《知识论》手稿的笔记。这些笔记，我从昆明带到了上海，一直珍藏着，但很不幸，在十年动乱中都丢失了。现在当然已不可能把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回忆起来，不过其中有些间题、特别是涉及“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间题的讨论，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得有一次，金先生忽然颇为感慨地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投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他的语气中包含有一种深沉的寂寞之感。我便说:“曲高和寡，人家读不懂。但经过时间的考验，这本书的价值是会显示出来的。”他说尸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不能用实验来验证。所谓考验，通常要通过讨论、批评，有人从东边来攻一下，又有人从西边来攻一下，攻来攻去，有点攻不倒的东西，那就站住脚了。”我说:“我们这些学生都是认真读了的。在讨论、论辩时也常常会提到《论道》。”金先生便问:“那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气论道·绪论》中区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以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这个提法可以商榷。双我认为，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心整个的人”。我主张用Ep宜stemology来代替T五6oryofknowledg。，以为认识论不应限于关于知识的理论，它也应研究关于智慧的学说，讨论“元学如何可能”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祠题。金先生听了我的意见，说:“我的《知识论》确实只讲知识经验领域，即名言世界，你说的智慧，涉及那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达的领域，理智无法过问，只好交给元学去探讨……。不过，你的话也有道理，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他鼓励我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探索。讨论到后来，他说:“大概有两类哲学头脑:一类是abstractmind，一类是conoret“mind。不晓得这看法能不能成立?’’他觉得自己有点偏于abs七ra时，而认为我可能喜欢concreteo

　　虽然金先生说自己偏于“抽象”，但他在《势至原则》一文中提出“何以有现在这个世界”的问题，却正是在探求“具粼。该文作于1940年，发表在19始年的《哲学评论》。当时我已在协助玛友兰先生处理一些有关“中国哲学会”的具体事务，主要是《哲学评论》杂志和令中国哲学丛书甲集》的编辑工作。因为《哲学评论》每期都要求有英文目录，我在发稿前就去间金先生:“《势至原则》应该怎样翻译?”他说:“译作PrindPleofActualiZation。”我记得寄给开明书店的杂志目录上就是这样写的。我认认真真地读了这篇文章，对金先生提出的“何以有现在个世界”的问题甚感新鲜，认为该文对“这样的世界与这个世界”、“名言世界与说不得”、“命题与本然陈述”的分析都十分精辟。但我也提了两点意见:一是所谓现在这个世界，‘金先生说，“我们可以假定其为宇宙洪流在这一分钟中或一年中的平削的现实”，又说:“W五yist万eresuch二tualiz时ion”的间题，从小范围着想，“就是间我何以坐在这间房子里，这张纸何以摆在桌子上，……”等等。我觉得这些提法有点把原来探求“具体”的间题抽象化了。但究竟应如何更具体化，我也说不清楚。二是金先生《论道努中的“能”是“说不得的”，他以为只有“作一种理智上的跳跃，跳出名言世界范围之外”才能抓住它。这“跳跃”是如何实现的?其机制如何?我觉得还需深入研究。在我对金先生的思想以及他的为人了解得更多之后，便越来越感到他内心里有个矛盾，很有点像王国维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因此，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学家再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他这些意见后来也写在《中国哲学》一文中(这篇用优美的英文写的论文，原是供来华参战的美军战士阅读的)。他为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一去不复返而深感惋惜，正说明他对重视身体力行、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中国传统哲学是多么留恋。他内心中的矛盾，客观上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以及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互相冲撞的反映，而在主观上，他感到这矛盾难以解决。大约在1942、1943年间，金先生的《知识论》第一稿已接近完成。我问他:“《知识论》写完之后，{还打算写什么?”他说:“还打算对‘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间题作些索。”我说:“金先生是想把《论道》和《知识论》沟通起来?”他说，“有这意思。但不止是这一点，非名言所能达的领域很宽广，譬如说诗的意境、宗教经验等等。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意识到，金先生可能是想解决自己内心中的矛盾。当时我就表示也想碰一碰这个问题，写篇论文;并以为中国哲学讨论“有名粉和“无名”、“为学”和“为道”、“转识成智”等都与此有关。金先生鼓励我循自己的思路去搞，还说涉及中国哲学的间题可以向冯友兰先生、汤用彤先生请教。这就是我选《智慧》为题作研究生论文的缘起。大约也是在这期间，金先生在西南联大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听的人还不少。讲的题目我已经忘了，但记得主题就是讲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说不得当然难以言传，但还要用语言来传达，那么这种传达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来做到的?在这一次演讲之后不久，金先生曾整理出一篇文稿，记得它的题目为《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内容比公开演讲要更丰富、更深奥一些。我看过这篇文稿，其中讲文学部分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金先生很爱读文学书，他知道我也喜欢文学，所以平日交谈和讨论时也常常涉及。他读过的中外小说比我多，唐诗、宋词及古文的许多名篇他都记得很熟，而且还特别欣赏庄子的文采，此，他在这篇文稿以及公开演讲中把哲学和文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决不是泛泛之谈，而是很有深度的。(记得我听完讲演后回司家营，第二天见到汤用彤先生，向他介绍了金先生演讲内容的大意，汤先生也说:“金先生的思想真深刻!”)我在1985年的“金岳霖学术思想讨论会”上曾提到金先生有一篇题为“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的文章，这是根据记忆说的话。这篇文章至今没有到，很可能金先生当时没有拿出去发表，也有可能他把它和《知识论》手稿夹在一起，在一次空袭警报中一起丢失了。金先生后来又重写《知识论》一书，因学校搬迁、时局动乱、生活艰苦等客观原因，直到1948年底才写完，那已经是北京解放前夕了。这时，他大概已没有心情再来探讨超越名言世界的元学间题了。

　　二、关于“超名言之域”或“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问题

　　下面我根据记忆和参考金先生已发表的著作，对他当时关于“名言世界与超名言之域”①的理论，特别是对“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间题所作的探讨，作一简单介绍。分三点来说:

　　第一点，什么是名言世界与超名言之域。

　　关于名言世界，金先生有明确的定义:“名言世界是分开来说的世界。命题总是分开来说的思想，普遍命题如此，特殊命题也是如此。分开来说的思想所说的对象总是名言世界，而不是那超形脱相无此无彼的世界”。②他又说:“平平常常的知识所发生兴趣的总是名言世界，而名言世界是能以名言去区别的世界。它所注重的不是宇宙底整体或大全，而是彼此有分别的这这那那、种种等等。”③按照金先生的知识论，知识经验领域就是名言之所能达的世界，而所谓名言之所能达，就是用命题(特殊命题和普遍命题)分别地断定和用语言分别地陈述;就所表示的说，就是把对象区分为一件件的事实、一条条的条理，而这对象即相对于知识类的自界，所以也可以说“自然界为名言所能达的世界。”④

　　但关于超出名言范围的领域，问题就比较复杂。称之为非名言世界、说不得的东西、名言所不能达的领域等，都像逻辑上讲甲与非甲，这“非甲”只是个消极的说法。积极地说指什么?金先生以为涉及元学、宗教、文学等众多领域。上面的引文中提到“超形脱相无彼无此的世界和“宇宙底整体或大全，”指的是形上的本体。金先生以为:“形上重合，形下重分”;⑥“哲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另一部分不完全是理性的。前者靠分析靠批评，后者靠综合靠创作。前者近乎科学，后者近乎宗教。”⑥他认为知识论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而元学则不完全是理性的，包含有名言所不能达的领域，有“近乎宗教”的东西。金先生是个无神论者，他的哲学体系中并无上帝的地位，但他认为哲学要求把握综合一切、会通万有的元理，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便不能只靠理性，还必须有情意、信仰的作用，因此有其近乎宗教体验的东西，那是非名言所能达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中“后者靠综合靠创作”的话。按金先生的意思，哲学求“通气要求揭示那无所不包、精确达于极点的大写的真理(Truth)，这是个老达不到的极限;老达不到，“所以哲学既不会终止，也不会至当不移。哲学总是继续地尝试，继续地探讨”。⑦而每一次新的尝试，每一次经过认真的探讨而建立新的体系，都可说是一次创作。就其为创作而言，哲学体系也可视为艺术品，哲学和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颇有相似之处。而一切真正的创作都是人性(人的本质力量和个性)的表现，总是既有理性作用，又有非理性(情意)作用。创作如果是自由的，那就像庄子所说的轮扁研轮:“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这“数”(术数)是无法用语言来传授的。但哲学和文学却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来进行创作的，因此两者都碰到一个麻烦问题，即:超名言之域如何能用语言文字来传达?—换言之，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

　　第二点，关于文学方面的间题。

　　文学的范围很广，许多文学作品中包含有“记事”的特殊命题和“说理”的普遍命题，那当然属于名言世界。但作为语言艺术的纯文学，不论是诗还是小说、戏剧，都旨在给人以超乎名言范围的东西，因此，文学语言是不能当作表示命题的陈述句看待的。诗所要传达的是意境，把诗句视为命题，运用思议去把握其内容，那是无法体验到诗的意境的。金先生举柳宗元《江雪》为例说:“即以‘千山鸟飞绝，那首诗而论，每一字都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我们根据普遍的意义去‘思议’，对于这首诗所能有的意味就会跟着鸟而飞绝了”。①就是说，如果把诗放在名言世界中去理解，那便会味同嚼蜡。至于小说，金先生在其《真小说中的真概念》一文中早就说过:“小说中绝大多数语句不是命题;而是即使断定了某些真命题，这些语句的真也与这篇小说的真不相干”。“小说并不等同于任何一般的陈述句，也不等同于这些陈述句的全部组合。当这些命题是假时，小说可以是真的;当这些命题是真的时，小说却可以是假的。”②小说家的才华主要在于他具备使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的能力，他能用笔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物性格，在读者中引起主动积极的共鸣，而这种具体生动、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却决不是靠一些陈述句或一些具有逻辑和历史科学意义的命题所能描写的。

　　文学作品如果成功地塑造了典型性格或创作出诗的意境，那一定是具体的、单一的，并反映了生活跳动的脉搏。这种具体生动的单一的东西，非知识经验领域的名言之所能达。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需要有一种不同于陈述命题的名言的“活的语言”。 一定要学会如何运用“活的语言”即文学的语言，来进行写作的技巧，正如画家要学会如何运用色彩、线条的技法来作画一样。中国古代诗论讲“赋、比、兴”等，大体都是讲运用语言文字的技巧、手法，运用这些技巧，语言就成了“活的”，能够表现和传达具体生动的艺术内容(意境、人物性格等)了。

　　所以，在文学领域，“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的问题，就是要求说明:当文学运用赋、比、兴等语言技巧来表现和传达艺术内容时，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来实现的?我记得在那次公开演讲中，金先生以为文学语言之所以能是“活的”，主要在于语词不仅代表意念，而且还要寄托意像，所以语言文字有形象性(汉字由于其为象形文字，尤为显明)。正是利用所寄托的意像， 可以发挥想像力做到下述三点:一是借助形象间特殊化的时空关系来表示生动具体的生活节奏。小说中通过一系列情节来描写人物性格，每一情节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展开的(如武松打虎的情节发生在某一夜间的景阳岗上)。二是凭借想象力来把若干意像结合(综合)成有机整体，成为具体生动的单一的东西(意境或人物等)。如陶渊明《结庐在人境》一诗，把诗人采菊东篱、悠然见南山的夕岚与飞鸟等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自然表现为一超名言的玄远的境界。三是借助于灌注在意像中的情感来传达韵味。语词或文字的蕴藏不仅有意念的意义，而且还有所谓意味。意味就是与其所寄托的意象相结合着的情调，这种情调、意味和文化传统有密切联系。对中国人来说，大江、长河、春风、秋雨、杨柳、黄花……等，都蕴藏有特定的意味。文学语言往往利用这种蕴藏的意味，以表现气韵生动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