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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回忆充满了细节和自豪感，是“文革”美术叙事的第一手资料。广东宣传画在全国的出名虽然也有些个人的因素(如身为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人的邵宇的推介)，但创作队伍的水平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当时全国“文革”美术中确实是非常突出。今天回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批宣传画所营造的红色视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许多作品就是我们心路历程上的形象资料。例如，张绍城创作的《广阔天地新苗壮》(1974年)是我们插队务农知青很喜爱的美术作品，当年我床头的泥砖墙上就贴着这张画。它以灿烂的阳光感和三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侧面形象讴歌了青春的美好和力量，政治化说教的矫情和压抑感被大大弱化。这件作品是革命激情与青春审美相结合的抒情宣传画，南方的胶林和阳光感更把广东宣传画的风格特色展现出来。 当时绘制宣传画的任务很多是合作完成。梁照堂回忆说：“与张绍城合作过《四海翻腾云水怒》，与项而躬、邵增虎、陈衍宁、招炽挺合作过油画《伟大的教导》，与阳云、吴炳德合作国画《公社的节日》等等。最多的是与李醒韬合作宣传画、油画，如宣传画《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油画《我爱万泉河》等等。”这种交叉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对于产生一个很有创作实力的艺术家群体很有直接的作用。全国各地美术家的交流也是以各种重大政治任务的方式得以实现，如张绍城所讲：“交易会是当时美术界的一个阵地，连续几年我们都参与了交易会的创作。到了1969年，又有了农讲所，这是在江西安源搞安源纪念馆，集中了全中国的画家在那里创作，当时是全中国美术界最大的一个聚会，也是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创作聚会，广东就有梁明诚、吴海鹰、王玉珏等人。”今天在文献和图像资料中我们看到大量当年美术家们共同创作的留影，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文革”美术的“红、光、亮”氛围中，广东美术最先表现出另类的艺术追求，因而在全国树立了独特的广东风格。梁照堂认为，“那时的画都要‘红、光、亮’，自己却爱画抒情的冷色调；那时的画都强烈正面光，我却爱画逆光色彩；那时的画都仰视高大形象，我却爱画俯视的亲切形象。开头人们说这种逆光画法不是宣传画，我只是想画画，把倾心的苏联特卡切夫、普拉斯托夫的逆光烁动色调、莫奈的印象派色调在宣传画上当油画画就是了，管他是不是宣传画。画多了，全国各省刊物多了，人们又把这逆光色彩当成我们宣传画‘很有风格特色’，那也是一种歪打正着罢。”当时社会上学画画的人都酷爱这种逆光色彩，我记得在中学和青年文化宫学美术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有过临摹这些宣传画的经历。 四 更为值得深入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氛围究竟对美术家的思想和情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艺术家心中当时的真实思想和心理活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今天他们的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可信的?广东的美术家在当时与政治权力的真实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大难度的论题，或者连这些问题本身也会受到今天有些人的质疑或拒绝。 我们可以广东主流美术中最有权威地位的关山月先生在此期艺术创作的巨大活力与成就为例来谈谈，由于他的资历、名望都远在前述这批在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美术家之上，因此他在此期政治与艺术发展的关系中的巨大活力与成就是备受瞩目的。关山月的中国画《绿色长城》在1973年的“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中受到广泛好评，在同年举行的全国美术创作经验交流大会上，作者作了题为《老兵走新路——谈谈我的创作体会》的发言(后刊登于《人民日报》)，其中的政治性话语不应被认为只是应景套语而遭忽视或刻意回避。歌颂伟大时代、为工农兵服务等话语应该说是关山月从来都十分强调的，蔡若虹先生认为，关山月“是新中国诞生后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号召的许多老画家中最积极的一个”。[3]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老兵”与“新路”的问题在当时关山月心目中究竟具有何种真实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记得当时杨之光先生就对关山月的这个命题很感兴趣，连说“老兵要走新路”。1971年7月关山月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之后，到各地写生、受外交部委托赴北京作画。发言中说道，“两年来我的创作活动得到领导重视和群众支持，使我受到鞭策鼓舞。”显然这是作者此时心境的真实反映。在这种心境中，他于1973年三次到阳江、博贺、湛江等地的海滨林带区访问写生。他说过去从艺术形式上考虑较多，不敢进行创作，“今天，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我提高了觉悟，决心把沙洲变林带这个题材用中国画表现出来。”实际上，对于中国画创作图式和语言风格的创新一直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下的主流画家孜孜以求的，其创作内驱力和灵感又总是与各时期的形势、任务紧密相连。蔡若虹先生赠关山月诗中有“立意每随新气象，造形不取旧衣冠”之句，不仅是对关氏艺途的中肯析论，也是对整个主流艺术的概括。据说关山月曾七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92年12月26日毛泽东99岁诞辰这一天关氏特地作了一幅题为《千秋雪里见精神》的画，“来纪念我们的领袖”。“风尘未了缘何事，仰首高峰向晚攀”，这是关山月1982年书法作品中的句子，我想，这一“高峰”是否可以理解为毛泽东时代氛围中的艺术与政治的结合?对于本次展览中的这批在新中国政治与艺术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关山月的心路历程是否也有某种代表性呢?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那些曾经感染过我们、并在我们心目中永远留有印痕的红色经典作品面前，具体地回顾和重新审视在“社会主义新传统”下的艺术状况。 潘嘉俊的《我是海燕》(1972年)的确是“文革”美术中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的一幅优秀作品，而且像它那样曾经很具体地影响过许多人的生活道路的美术作品，恐怕不太多。有一位姓赵的解放军总参某部通信网络技术管理中心的女工程师说，当年受这幅画的影响而报考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成为一只通信兵中的“海燕”就是她对自己未来的全部构想；不畏烦难地建立“橄榄绿婚恋热线”的李艳华说她当年自从看到这幅画，在心里埋下了一个愿望：要做个这样的女兵!类似的实例肯定还有很多，这是为什么?杨之光的《矿山新兵》、汤小铭的《女委员》、陈衍宁的《渔港新医》都是以青年女性为描绘对象的、广受喜爱的优秀作品，但不一定有很多女青年因此而立志当女矿工、女渔医、女委员。当兵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最光荣的人生道路，尤其当女兵。文工团、话务连、卫生队，英姿飒爽绿军装、红领章，这些都是时代审美中最强的音符。今天也有一些读者回忆说，当年很喜欢这幅作品的理由的确有性别上的因素：一个站立在电线杆上被大雨淋湿透的女兵，在那个狂热的革命年代足以诱发出人性中所具有的种种联想。实际上，虽然画面上女战士的绿军装在风雨中湿透了，但画家并没有刻意描绘湿军装勾勒出女兵胸部的性感；而且面部形象的塑造也是圆圆的脸庞，距离1976年的电影中才出现的李秀明式的瓜子脸、水汪汪的大眼睛还很远。即便是这样，当年全军男兵们的来信已像雪片一样飞向画家。我们也不可忘记的是，在那个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某些首长可以看到有接吻镜头的好莱坞电影，而全国人民只能面对八个样板戏。“海燕”毕竟衔来了一丝女性在夜雨中的气息。 杨之光的《矿山新兵》(1972年)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中是影响最大的中国画作品，当时的评论文章写到：“它以简洁的构图，清新的笔调，生动的形象，概括了社会主义伟大时代青年人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4]今天的美术评论家则会更强调从人物描绘的技法中看到画家善于从西洋画法中吸取明暗法，以逆光来表现人物的体、面关系，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美好形象。我认为《矿山新兵》既是杨之光融合中西、形神兼备的中国人物画技法达到成熟水平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人物画接受社会主义政治的审美改造的历程中最具有完美的艺术性的典型形象，它昭示出革命理性主义价值观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新一代所具有的审美面貌的憧憬和讴歌。在中国社会主义艺术史上，类似“矿山新兵”这样的人物形象正是“社会主义新传统”所孜孜以求的。 与《矿山新兵》同属一种特质的是鸥洋的《雏鹰展翅》(1973年)和《新课堂》(1974年)，这两幅作品的题材内容涉及到全民体育运动和教育革命，这两个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具有文化激进主义色彩、最有普及化倾向的文化论域。在我看来，《雏鹰展翅》中的古炮和红樱枪似乎有一种从传统到革命的断裂与延续(两者不应合为一种“革命斗争传统”)的寓意，而那位矫健、“展翅”的红色小“雏鹰”则是对于新新一代革命新人的进行曲式的畅想。如果回到画面表层意义上的全民健身运动，则凸显了在金牌“强国梦”之前的中国全民体育运动远较今天要更符合人性和道德的要求。 《新课堂》表现的是“文革”中“开门办学”、以田头为考试课堂的情景，虽然只是一个小学生的形象，却可以被视为对于毛泽东越来越激进的教育理想的最有代表意义的诠释。一切都洋溢着明媚的春光，青翠的秧田、粉红的花衣、温熙而明亮的阳光，这一切都是为了烘托她和手中的秧苗。鸥洋本人在当时谈过一些创造体会：“目的是在‘苗’上产生联想，帮助进一步揭示主题，说明她本身正如一棵秧苗，需不断反修、防修，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5]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创造出许多足以代表意识形态的符号，如阳光代表党和领导人、葵花代表忠心耿耿的人民等等，而“新苗”也是一种非常形象化的革命青年的符号，所谓“根正苗红”的说法则更强调了“新苗”意识中的血统论。新与旧，新苗与朽木，革命激进主义的进化论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着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 在1974年的全国美展上出现一批水平较高的知青题材作品，广东画家周树桥的《春风杨柳》尤其受到好评。当时的评论家对它的解读很能反映出“文革美术”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刚到农村还来不及在凳子上坐稳，可是每一个人手里都已经捧着一碗由贫下中农热情递上的热茶，真是喝在嘴里，暖在心里。你看，那桌上摆着的一叠毛主席著作，是即将发给每一个知识青年的礼物，这里边寄托着广大贫下中农在政治上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心和殷切期望，希望他们更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不断成长；那椅子上摆着一叠草帽，则体现了广大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6]今天，评论家的思考当然要具有历史与现实审视的目光：“如果将画中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状况进行比较，追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图像形成的原因，应是颇有意思的。”[7]曾为知青的我们，关于“春风”的记忆犹存——当然，这些记忆并不应妨 碍我们公正地评价《春风杨柳》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林丰俗创作的《公社假日》在1972年给观众带来了惊喜。评论家过去多注意到火红的凤凰树、注意到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前者可以看作对传统山水画描绘对象的突破，后者则是在革命美术中的清新气息。我想进一步思考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休闲学的意味以及时代的审美意识的转折。“假日”这个主题所依赖的是路边的墙报栏，上面贴着“五一晚会”和电影《红灯记》的海报以及球讯。假日与节日的统一在革命后的中国农村生活中饶有深意。农村本来只有民俗的节庆日和墟日，没有现代工业所带来的假日概念。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改造下，节庆日与墟日以民间的方式维系，但是革命的法定节日却成为了在历法中对农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象征物，实际上也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影。《公社假日》就是对这种节假日统一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精神的揭示与讴歌，而且是在原有的假日政治中掺进了符合休闲本性的内容。墙报栏传递的信息不再是节日里的加班、坚守岗位等等，而是关于体育、文艺演出、电影的信息，于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休闲学得以建立起来。这种政治休闲学不再剥夺人们休闲的权利，只是规定了休闲中必须保持的政治忠诚与欲望释放的纯洁性，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带有理性色彩的回归。在画面上洋溢出来的那种乐观、健康、集体主义的假日审美价值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无疑给人们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抚慰与心灵上的愉悦，甚至可以作为理性的激进主义与人性相契合的理想图景。当今天人们面对种种乌烟瘴气、人欲横流的休闲方式与拜金主义的“假日经济”的时候，《公社假日》或许反倒是值得怀念的。 林丰俗的另一幅作品《石谷新田》也很引人注目，它从政治上看是属于讴歌“农业学大寨”的题材，但作者并没有选取常见的热火朝天地开梯田、修水利的劳动情景，而是描绘了在梨花掩映的春天中，人在田里劳作的如诗画面。作者把中国山水画的传统笔墨与类似电影镜头那样的图式——似乎会使观众产生镜头将逐渐拉近的期待——结合起来，画面上只有高大的电线架和高架灌溉渠以及农民使用的较先进的喷雾器点缀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大叙事，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革命艺术创作中最普及的时代图式特征。林丰俗今天对这幅作品和当时的艺术创作的阐释是：“艺术在当时受到一定禁锢，但我们毕竟有朴素的感情在里面，只有不被完全磨灭，我们的很简单的审美感觉还在，就还能出好作品，对这段时期的作品，我觉得要好好地分析。”林丰俗还指出：“田垄、山林、土屋、溪流……之所以多次出现在我的画中，这无非与我长期生活的范围有关。那些平凡而又平凡的景物，常常勾起我对醇厚隽永乡情的回忆，我不希望用太美丽的词藻来冲淡这种朴质感情之表达。”我认为在广东画家中，林丰俗所代表的这种田园气息和平民精神是很可宝贵的。 陈永锵也是一位以清新的农村生活气息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喜悦的广东画家。他的《鱼跃图》(1974年)使他在广东乃至全国画坛一“跃”成名，有评论家认为，“在今天看来，《鱼跃图》仅仅表现了一种与作者的青春气息相联系的生命律动，它之所以为陈永锵带来了声誉，无非是这样一种契机：在画坛被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负压抑到差不多窒息的时候，《鱼跃图》活泼泼的南方田野气息满足了那种焦灼心理的要求。”[8]我倒是认为还有一个或许不应忽略的因素，它唤起了广州人对于珠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亲切记忆，也表达了对于塘鱼丰收的真实期盼，毕竟广州人太爱吃鱼了。 在所有描绘作为革命战士的鲁迅的美术作品中，汤小铭的《永不休战》(1972年)无疑是一幅很出色的作品。今天重读这幅作品，人们的视点和价值评判的多元性是必然的。学界、思想界关于鲁迅的研究与论争在今天仍然延续，但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鲁迅的形象已经淡出。对鲁迅的阅读、接受、崇拜和反思正是一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一个侧面，所检验的与其说是对鲁迅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一个社会与文化系统的认识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认识。 画家汤小铭后来解释说，当时他并没有要刻意地与“红、光、亮”的主旋律唱反调，也没有要对“四条汉子”进行批判的所谓深刻思想。他想表现的只是鲁迅晚年抱病坚持思想鏖战的战士形象。作为批判社会的精神战土，鲁迅一生与之争战的根本对象是对人施压的权力。衙门与政客固然是权力的代表，而文人知识分子者流在权力面前的媚态、甘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国民也是他“永不休战”的对象——“一个都不宽恕”。吊诡的是，鲁迅本人却被建构为种种斗争话语中的权力象征符号，鲁迅一生心底里的绝望与反抗的悲壮性确实是在“永不休战”这个主题中呈现。如果从这种角度读油画《永不休战》，早被评论家所赏叹的“他那犀利中略带忧郁的眼神，双唇紧闭的脸庞，紧握毛笔的双手”，也可能会另有深意。 陈衍宁是一个很注重技巧、崇尚形式的画家。在革命美术盛行的年代，对技巧的重视带来技术至上的嫌疑，很容易被套入“红与专”、“内容与形式”等充满冲突意味的对立范畴中。当真正的革命艺术风暴来临的时候，技巧会显得琐碎、无力。但是在革命话语终于声嘶力竭的时候，技巧正可以通过制造视觉幻象来继续吸引人们，这时就会打造出被认为代表革命文艺的经典性作品。《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这幅作品(1970和1972年前后画过两幅)的确是在文革美术中广获好评和影响深远。记得1974年我参加广州青年文化宫美术班学习的时候，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同学画了一幅表现农村分校的油画，其风格、技法很明显受其影响，当时我们都十分羡慕作者能够从陈衍宁那里学来这套技法。今天的研究者也津津乐道于其人物造型的体积感、高光与侧光、强烈的南国色彩等，这些因素的确使它在革命领袖的视察图像史上成为佳作。 《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取材于1958年毛泽东视察广州郊区棠下大队，1973年在上海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它成功地描绘了毛主席“率领广大贫下中农在人民公社的广阔大道上踏着时代的步伐迈进的壮丽图景”。实际上，这次视察发生于1958年4月30日，其时当地还是处于合作社时期。但是在该年年初，中央已经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意向，大跃进的战略也在该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正式采纳。毛泽东视察广东农村显然与这种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再看看那天视察时的一段对话。据《人民日报》1958年5月11日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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