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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列、毛的各自贡献反过来也造成了他们各自的问题或者局限所在。马克思不说了，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家。列宁的贡献在于他的建党学说和建党实践，但苏联最后的衰落和垮台，也是由于党的组织，特别是“一小批职业革命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迅速官僚化和特权化，按照过去的概念，就是“变修”。毛泽东呢，他发动了群众，成就了伟业，但最后也是因为群众造反运动失控——规模那么庞大、成员那么复杂的群众运动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怎么可能不失控呢？结果，群众运动的失控一再使文化大革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是造成他晚年失败的重要原因。 革命文化支撑中国完成了几件大事 玛雅：有一种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值得思考。就是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悲剧，不愿意看到它再度重演，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比如革命样板戏，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感到非常亲切。甚至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有一次在卡拉OK，我看到一位80后年轻人唱《长征组歌》，声情并茂，非常投入。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这代人喜欢革命文艺，是因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血色浪漫”，那么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感染力从何而来？ 祝东力：从文化形成的过程来看，马列主义在上世纪20年代初传到中国，开始主要是作为一种“主义”或者“理念”；经过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它完成了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武装；再到40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在文艺方面开花结果，出了很多作品和人才——当然更重要的，是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实践经验，从共产党搞的工运、农运直到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色彩鲜明的、战斗性的“中国革命文化”。像你说的，非常富于感染力。这种革命文化刚健、质朴、高亢——“刚健”是因为战争环境，“质朴”是因为阶级背景，“高亢”是因为理想主义，不仅要解放中国、改造中国，而且要解放人类、改造世界。它很好地完善和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念和“天下”观念，同时又注入了强烈的战斗性的精神。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是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20多年，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发动了“鸣放”运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这种革命文化产生了许多经典作品。2007年9月25日，国家大剧院建成后首场演出，上演的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是1964年的作品。这也就是说，建国近60年，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还是毛时代的作品。 玛雅：这种经久不衰说明，革命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深地蕴含在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之中。这种力量在我们今天的日常记忆中虽然已经褪色，但是，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精神力量是不朽的。 祝东力：的确是不朽的。现在喜欢说那个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其实当年的“激情”不是没来由的，并非仅仅是“激情”。因为当年的理想是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摆脱一切剥削和奴役。你可以说它是乌托邦，但它在当时足以激动人心，能够把一切寻求理想的人们，或者还有一点情怀的人聚集起来。这种理想，这种乌托邦对艺术从业人员创作态度的影响，从当年《红色娘子军》的排练也可见一斑。当年，第一代琼花的扮演者白淑湘到海南体验了一年生活——当年的海南可不像今天是旅游胜地，全体演员包括乐队都到山西大同下连当兵，不只是练练稍息立正，而是射击、投弹、刺杀、夜行军，完全和解放军战士一样。 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经得住历史检验。前几年，2003年，是法国的中国文化年，《红色娘子军》到法国巡回演出一个多月，一共19场。第一站是里昂，演出5场，场场爆满。之后其实也要到巴黎去演出，但巴黎的很多权威舞蹈评论家都想先睹为快，就赶到里昂来看。后来他们写文章，对《红色娘子军》的价值和内涵，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法国是芭蕾的故乡，40年前创作的《红色娘子军》在当代能产生这样的影响，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当年中国革命反抗一切剥削和奴役的理想包含了人类的普适价值，还有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能够被后世共享的。 “文革”失败与意识形态“硬着陆” 玛雅：在今天这样一个“万花筒”的时代，真正具有思想和艺术成就、能够为后世共享的文化作品，却要到“清一色”的毛时代去找，这是一个吊诡，也是一个遗憾。 祝东力：某种意义上，那的确是一种“过去时”的文化。在20世纪，以“革命”为核心的文化，经历了萌芽、成长、高涨和泡沫化的全过程。就拿“文革”来说，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环节，在这10年里，革命意识形态从高涨走向泡沫化，最后泡沫破碎，曲终人散。本来，在“文革”前半期，在社会实践层面，群众运动就已经经历了放→乱→收→死的循环，本来就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1971年，“九一三”事件像一场政治地震，给人们突如其来的打击。因为像林彪这样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这样如日中天的副统帅，突然出走，自我爆炸，不但使“文革”叙述破产，使人们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期待，一下子全落空了，而且使人们对整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怀疑。所以，首先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开始形成和蔓延。 1972年初，诗人北岛才20岁出头，就在书信里论述“怀疑”的重要性。根据后来的回忆，从1972到1974年，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进入了黄金季节，在两年时间里形成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就是后来“朦胧诗”的前身。同时，知识青年们传唱外国歌曲，交流“灰皮书”和“黄皮书”这类“文革”前的内部读物，精神生活完全脱离了“文革”轨道。在这种氛围里，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也在暗中进行，基本的发展逻辑，是围绕“文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首先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答案，继而读马、恩、列原著，再读黑格尔、卢梭和其他西方思想家，再从古典理论延伸到20世纪的现代理论。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最初在“地下”传播的思想成果，被人们经常提到的有张木生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赵金星的“历史哲学”和徐浩渊的“社会调查”，等等。这是怀疑主义的高层次的表现形式。另外还有低层次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了一种调侃、玩世、颠覆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这种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在70年代的城市青少年阶层，也就是“后红卫兵一代”那里相当盛行。这就是后来王朔等人的小说及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写过的情景。 玛雅：197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祝东力：这个时期，好事、坏事，几件大事都遇到一起了。经过几十年的国际斗争，中国在70年代初终于打破了美国的战略包围，一是重返联合国，二是中美战略和解。以往实行多年的“准战争体制”面临结束，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告一段落，某种“和平体制”势必取而代之，中国社会也将转入“发展”阶段。这样，意识形态或文化上也将配合着发生重大的调整。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事件形成了政治地震，刚才说了，使原有的革命价值观遭遇重大打击，导致原有的精神世界坍塌。加上毛泽东晚年病重，不久去世。其后果就是，从“救亡”阶段向“发展”阶段、从“准战争体制”向“和平体制”的转换，没能以一种递进的或升级换代的积极形式进行，而只能以断裂的消极形式来完成。这是导致80年代以来各种乱相的重要原因。 上面说过，革命意识形态支撑现代中国完成了几件大事。其中，第四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实验。正是在这第四件大事上遭遇了失败，以“文革”的挫折为标志。这个失败，在当时人们的观感印象中，不但抵消了前三件大事的成功，甚至吞噬了这些成功。“文革”后，战略调整也好，战略收缩也好，都是时代的需求，本来中国也需要转向“和平体制”，进入“发展”阶段。但是，因为官方采取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政策，结果，中国革命的逻辑就中断了，中国革命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一次“硬着陆”。 中国启蒙主义的产生、局限与糟粕 玛雅：这种“硬着陆”的后果是什么？ 祝东力：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失落。 “文革”结束后，原先的怀疑主义思潮为之一变，转型为启蒙主义思潮，反封建、反传统，鼓吹个性、张扬自我。这种启蒙主义很快就主导了社会舆论。70年代末，启蒙主义表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表现为哲学界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过去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那套革命意识形态，基本上被颠覆了。到80年代中期，又开始了文化大讨论，学术界似乎人人都在做中西比较，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鼓吹西方现代文化，告别“黄色文明”，回归“蓝色文明”。所以，80年代，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彻底取代了过去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再到80年代末，这个启蒙主义，就明确地指向了政治领域，先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激烈讨论，然后是走向街头广场。结果，启蒙主义的理想破灭，只留下启蒙主义的糟粕，谬种流传。 玛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化”，造成启蒙理想破灭，只留下了糟粕？ 祝东力：这和它的历史起源有关。中国的启蒙主义产生于“文革”结束前后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由于群众造反运动失败，导致国家支配一切，的确存在着国家主义的弊病。同时，也因为“文革”陷入困境，不同方向的运动翻来覆去，使好多人在政治上、精神上遭受打击。还有，长期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导致民生艰苦，所以便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所谓“国富民穷”的说法。反过来看这时候的西方国家，经过战后20几年的重建和繁荣，已经进入富裕的高度工业化阶段，同时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也已经偃旗息鼓，社会趋向稳定。中西之间在观感印象上的强烈对比，相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还记忆犹新。这样，就出现了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 所以，启蒙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有它非常特殊的时代环境，这决定了它严重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启蒙主义只反对国家、政权和暴力对人的强制，而回避市场、资本和金钱对人的强制。解构专制政治，为资本逻辑开辟道路，这是一切启蒙主义的特点。这种只反政治强制，不反资本强制的观念，在1992年以后深入人心，成为市场经济的思想前提。启蒙主义的第二个局限，是培育了一种殖民地文化心理，根深蒂固。经过80年代的洗礼，在中国人心目中，西方成了文明、富裕、智慧的人间天堂，成了人权、法治、自由的理想国。500年血腥的殖民主义历史不见了，相反，这500年成了传播文明、科技和贸易的历史。而中国，包括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诸文明前列的中国，包括它的山川、风土、人情，都成了专制、黑暗、愚昧的象征。 理想的瓦解造成现代中国文化缺席 玛雅：《大国崛起》就是这个问题，把19世纪西方扩张的血腥历史几乎一笔抹掉，对它的崛起完全是正面描述。其实就连西方人自己对他们对内掠夺、对外扩张的那段历史也是承认的，我们竟然这样“蒙昧”。 祝东力：所以，中国的启蒙主义要想摆脱这种局限性，就必须向上升华，反思自己，超越自己。不但要批判国家对人的压迫，而且也批判市场对人的压迫，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并且以此为立场，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当然，除了向上升华，启蒙主义也可能向下堕落，继续发展它的局限和糟粕，把资本逻辑和殖民地文化推向极端。上世纪90年代，从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直到文艺界的感官路线和调侃风格，其实都是启蒙主义的局限和糟粕的表现形式。所以，启蒙主义及其堕落，可以概括“文革”结束以来的思想文化史。同时，启蒙主义在文化上并没有形成什么有力量的作品和成就，也就不奇怪了。 革命理想瓦解，启蒙理想瓦解，这就是1990年代的文化境况。80年代批判国家体制和集体伦理，90年代，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延续了这个传统，把它们改造成经济政策，全面推进私有化，鼓吹市场伦理。文艺界的感官路线和调侃风格分别代表了感性层面和理性层面。感官路线无非是声色犬马，适应了90年代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但同样也是80年代人性论和个人主义观念的进一步延伸。调侃风格反崇高、反价值、反权威，也仍然在启蒙主义的延长线上。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种以调侃、解构和玩世为特征的，嘻皮笑脸的喜剧文化主导了都市主流人群。从王朔小说到贺岁片，从小剧场戏剧到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比比皆是。 玛雅：革命理想、启蒙理想的瓦解，似乎可以解释当前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解释雅典奥运会上现代中国文化的缺席。 祝东力：是这样。没有理想，也就没有未来，或者至少，未来是残缺的——这里说的理想，是要被足够多的人从内心里真正信奉，并为之奋斗，而不仅仅是那种自上而下的官方提法。因为没有理想，所以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目标，只能把眼前的实惠和利益向未来延伸。所以，新世纪以来比如对“20年战略机遇期”的规划，基本上都是经济方面的指标。换句话说，目前中国对于未来，就只有经济的计算和谋划，而缺少政治的、文化的想象和预期。 没有理想，缺少一个精神世界，这就是当前文化的困境。1990年代以来，文化遗产热迅速兴起，其实也是文化陷入困境的表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尽管财富迅速增长，但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社会分化，贫富对立，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现代工商社会中人们普遍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个体的焦虑、孤独、紧张无处不在。在这种现实境遇下，因为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传统社会的某些价值和符号就似乎显得弥足珍贵。这种普遍的对传统价值和符号的留恋和维护，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玛雅：这种理想缺失反映在文化产业上是什么情况？ 祝东力：这两年，中国文化产业的确发展比较快。但是，对外贸易的文化“入超”或“赤字”问题，谈论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并且顺差还持续增长，但文化产业却是逆差，而且逆差比例高达1：7。具体到图书贸易逆差比则达到1：10，影视的逆差比更高。也是这一两年，许多人都在引用据说是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段话我查过，可能并非出自撒切尔夫人之口，但它的确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文化入超，说到底，是思想观念的入超，是核心价值观的入超。相反，美国从1996年以来，其文化产品的出口就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产业。2004年，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2005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00种，输出24种。对于美国来说，这其实也是思想观念的出超，核心价值观的出超。 国家软实力萎缩主要是精英出了问题 玛雅：中美文化产业的比较说明，我们在价值观上处于绝对劣势。 祝东力：从国际文化形势来看，在核心价值观方面，“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被战略包围的局面。从1980年代的现代化和个性解放，到90年代以来的个人权利、民主宪政和生态主义等等，都是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一方面是精神扩张，另一方面是精神萎缩，二者之间当然是互动的、相反相成的关系。 这种被战略包围的局面，可以和毛时代做一个对比。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略包围当中。但是，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在不少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到六七十年代曾经到达高峰，甚至波及到西方国家。后来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成为偶像的萨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等闻名世界的巴黎思想家，当时都在读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选。同样，中国当时的政治思潮也影响了美欧日青年学生群体的反资本、反官僚、反体制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所以曾经风靡一时。今天，不论怎样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但当时中国在核心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方面处于“出超”的地位，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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