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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者不象威权独裁者那样喜欢敛聚财富，他们死后往往没有给家属留下什么。这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极权主义者本身就不具备我们平常人所具有的家庭观念，他们对自己的家人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情感；第二，极权主义者把自己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像极权主义者那样的随心所欲，恐怕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都难以做到，极权主义者还何必再敛聚小财呢？ 五、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是什么样的专制国家都可以称得上极权主义国家的，也不是任何独裁者都可以称得上极权主义者。迄今为止世界上仅仅出现过三种类型、十个极权主义国家：一是法西斯极权主义国家，就是1933～1945年的纳粹德国，1936～1945年的军国主义日本；二是社会极权主义国家，包括1930～1953年的苏联，1975～1978年的柬埔寨，1945～1985年的阿尔巴尼亚，1945～现在的朝鲜，1979～2003年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三是神权极权主义国家，包括1979～1991年的伊朗，1996～2001年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也仅仅出过11个极权主义者（朝鲜出现两个），他们是希特勒，天皇裕仁，斯大林，波尔布特，霍查，金日成、金正日父子，萨达姆，霍梅尼，奥马尔。 这十个极权主义国家中，社会极权主义国家竟然有六个之多，占到总数的60%（伊拉克的萨达姆所实行的是一种叫做“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把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因此可以勉强将其列入到“社会极权主义”中去）。即使不算伊拉克，那么标榜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主义国家也达到一半左右。因此，有些西方学者就武断地把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等同看待。作为社会主义者，我当然不同意他们这种肤浅的划分。这是因为：第一，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权主义国家，例如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被称做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都享有相当的自由度，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只能算做威权主义国家；而斯堪德纳维亚半岛那些民主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更谈不到极权主义，反而它们是民主与人类进步的范本。第二，即使被列入极权主义名单的这些国家，也不是个个都永远维持极权主义的，例如斯大林死后不久，苏共二十大就展开了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国家随之演化为威权主义；红色高棉的统治被越南的军事进攻推翻以后成立的韩桑林—谢辛—洪森政府，也不能说是极权主义的。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呢？ 但是，西方学者们的指责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的。由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在很多年内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模式，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采取了移植苏联模式的做法。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来替代私有制，把个人所有制当作一种罪恶来批判。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的财产权，完全将一切社会财富垄断于国家手中，这就使得人民客观上处于一种弱势状态。 假如这个国家具备了极权主义产生的三个必要前提（即：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自由与民主意识尚未深入人心；经历长期不公正而导致人民生活困苦；不远的以前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那么一旦出现了极权主义者，这个国家就极易演化为极权主义，而群众是无力抵抗的。 由于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的，因此社会主义者很容易走上对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全盘否定的歧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确实很透彻，但是由于他个人精力的限制，导致他只得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为主要研究方向，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讲的不多；并且马克思生活于一百多年以前，当时资本主义确实是非常野蛮的，而且整个欧洲大都还处于君主专制之下，民主还处于相当脆弱的幼年阶段。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受到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更多地阐述依靠暴力取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传统阶级构成正向两个极端演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泾渭分明、尖锐对立。在那个生产力还相当低下的年代，资本家只有通过对劳动者的过度压榨，以及减低福利和劳动保护等一切开支才能获取超额利润；并且，那个时代人类自身的思想状况还相当原始野蛮，因此资本家一味依靠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不在劳动保护方面给予任何支出等最野蛮、最直接的方式进行剥削，并广泛使用暴力和屠杀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因此，在那个时代，只有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暴力革命自然而然地成为无产阶级反抗的唯一正确的出路。 杀戮机器一旦启动，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它就不会停止；而终止杀戮机器唯一可靠的力量，就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但是，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里，要么是公民社会刚刚孕育的国家（俄国），要么就是根本不知道公民社会为何物的亚洲国家（中国，柬埔寨），总之没有一个拥有成熟的公民社会。而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立在西欧典型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这样，暴力之剑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失去了约束，从而为这些国家走向极权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对公民和社会的全面控制提供了前提——这就是极权主义国家中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如此之多的原因。不过，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容易产生极权主义，不如说是斯大林主义和它的其他变种容易滋生极权主义。 六、公民社会：极权主义病毒的防火墙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发生在俄国、德国、阿富汗以及东方国家这些文化不同、国情各异的国家的那些事情，在英国和美国却没有发生？为什么东欧国家移植了斯大林制度，却没有走上国家对公民的全面控制？这些国家会不会受到极权主义威胁？难道这些国家仅仅是凭借幸运躲过了极权主义的劫数？在思索了很久以后，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这些国家在面临极权主义威胁时产生出了足够抵御极权主义病毒威胁的、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租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二十世纪初，英美等国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而德国的公民社会，则建立在黑格尔的“社会应服从国家”的理念基础上，因而社会力量弱于国家力量。而俄国则刚开始孕育公民社会；中国等东方国家，则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这种情况，决定了在现代化面前这些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即便是拥有公民社会的德国，也由于遵循国家至上的理念，使得公民社会在攫取了国家权力的法西斯主义面前而表现得有气无力，更不用说俄国和中国了。 总体来说，就公民社会的发育而言，西北欧及北美强于中东欧，而中东欧强于俄罗斯，俄罗斯又强于东方国家。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东欧各国移植苏联制度之前，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恰逢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演变为威权主义国家，因此这些国家没有走向国家对社会、对公民的全面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是幸运的。但朝鲜、柬埔寨这些国家的人民，则没有这么幸运了。 政客们总是试图从人民那里偷走更多的权利，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特别是在国家遭受危机、群众普遍有不安全感的时候，潜在的极权主义者们总是蠢蠢欲动。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出现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就是潜在极权主义者妄图偷走人们权利的一个绝好例子。1950年～1954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利用当时美国战后经济萧条、失业加剧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以及苏联爆炸原子弹成功，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引起一些人担心“共产极权”会渗透到美国的情绪，接连不断地炮制一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消息，夸大“共产主义威胁”。在此期间，麦卡锡分子不但焚烧“危险”书籍，迫害左翼人士，甚至连一些跟政治不相干的人也难以逃脱被怀疑“同情共产党”的厄运，遭到非法传讯、监视和恫吓，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其表现已经直逼当年的希特勒。然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之后很快做出了反应，越来越强烈地抵制了麦卡锡及其追随者对自由的无耻侵犯，最终导致麦卡锡身败名裂。一个美国式的、潜在的极权主义者，就这样溃败在公民社会的面前，而“麦卡锡时代”则作为一种耻辱而载入美国史册。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一时间，“新麦卡锡主义”仿佛又死灰复燃。此后一段时间，一些以反恐怖为名的措施、法律纷纷出台，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具备了极权主义的一些特征：一个无所不在而又穷凶极恶的敌人，一部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一个笃信依靠暴力重构世界秩序的蓝图，一种自认为优越的意识形态，一堆以反恐怖为名限制自由的法律……但我依然乐观地相信：美国并不会演变为极权主义，因为这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足以掀翻任何一届政府。目前的公民社会，准备为自身的安全牺牲掉一些权利，然而当它意识到对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本国的政客，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地清除掉他们。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公民社会有了一定的发育，但远远没有达到足以抵御极权主义病毒的程度。中国是否会再走到极权主义的梦魇中去，取决于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腐败行为是否能够得以扭转，经济是否能够保持快速增长，台湾问题是否得以圆满解决，以及是否有一个足够狡猾、狠毒并且具有个人魅力的极权主义者出现。如果一切都按照最坏的情形发展，那么，等待中国和世界的，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 七、俄罗斯轮盘赌：下一个轮到谁？ 在从二○○一年到二○○三年短短的两年内，有两个极权主义政权被消灭了。转眼间，全世界只剩下金正日这一个极权主义政权还在苟延残喘。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然而，贫困、苦难和不公正依然遍地存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同一国家的贫富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腐败和实际的独裁依然充斥着大多数国家，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在制造着民族仇恨和极端民族主义。在某些国家，新极权主义产生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秘鲁的“光辉道路”组织已经分崩离析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则虽然频频制造暴力事件，但其纲领却相当温和，因此这些组织很难发展成为极权主义政权。那么，下一个轮到谁？我注意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这个国家已经具备了极权主义产生的一切土壤：一个腐败、专制而又声誉扫地的政府；一个基本上还处于封建阶段、人口中有70%是文盲的臣民社会；一群人均寿命只有52岁，人均收入不足一百欧元的苦难人民；以及来自想称霸南亚次大陆的庞大邻国——印度——的干涉。从1996年开始，这个国家的毛派游击队就开始扩大影响，到目前为止已经拥有20000名武装成员，在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建立了政权。 尽管我是社会主义者，也认为被压迫者武装反抗压迫者有理，但尼泊尔毛派游击队却是一个从目标到行动都非常激进和残忍的组织。它奉行的是为了夺取政权不择手段的纯粹暴力原则，靠绑架人质、抢劫平民作为经费来源，对胆敢不响应其罢工号召的工人施以酷刑甚至处决……假如这样一个组织夺取了政权，那么等待尼泊尔人的，将会是类似红色高棉那样的屠杀。 只要贫穷、愚昧与不公正还存在，只要公民社会还没有发育成熟，极权主义的出现就如同俄罗斯轮盘赌那样不停地持续下去，直到有一个不走运的国家恰好碰上了那颗实实在在的子弹。不要认为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噩梦不会重现，在不断抠动扳机的俄罗斯轮盘赌面前，总会有人难以幸免。 八、先发制人：极权主义就是战争 极权主义的奴役本性，决定了它除了对内的杀戮，还意味着对外的战争。一旦有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产生，那么这个国家将马上进入军国主义轨道。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无论大小，都把扩军备战当作最重要的目标。除非这个政权还认为自己尚没有做好战争的充分准备，否则，战争就不可避免。 因此，只要一个国家演变为极权主义政权，爱好和平的人们就无论如何不要指望避免战争，决不能姑息养奸，或者幻想靠妥协、退让来换取和平。对此，人类已经有深刻的教训：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随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为了维持所谓的和平，英法等大国幻想靠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因而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得到了希特勒的“这是德国最后一次领土要求”的保证后，兴冲冲地对着舆论界挥舞着那份一钱不值的《慕尼黑协定》宣布：“和平即将来临！”然而，《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法西斯军队就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并利用捷克发达的工业为自己的扩军备战服务，大大加强了法西斯的战争潜力。 早在1935年，现代波兰国家的奠基人毕苏斯基就曾针对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气焰的日益嚣张，提醒英法对德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消灭掉法西斯德国羽翼尚未丰满的军队。遗憾的是，英法把此建议看作是奇谈怪论而未予理睬。人类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惨痛代价：仅仅四年以后，法西斯就发动了世界大战，6000万人成为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的牺牲品。假如当时毕苏斯基的建议能付诸实施，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本是可以幸存下来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于以奴役人类为目标，仅仅按自己的意愿依靠暴力重建世界秩序的极权主义者们来说，他们对战争的渴望已经到了近乎病态的地步，此时任何妥协与退让，甚至袖手旁观都只会鼓励极权主义者们的战争野心，并在实际上增强极权主义的力量。 极权主义就是战争！无论极权主义者做出任何爱好和平的宣传与赌咒，民主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能予以相信。袖手旁观就是犯罪，民主国家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先发制人地把极权主义消灭在孱弱阶段。 然而，很多时候，能够给人们的选择不是“好”与“坏”的选择，而是“坏”与“更坏”的选择。先发制人的主张，却又给了那些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以侵略别国的口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对于极权主义与霸权主义这两害而言，只有取其轻，才能使人类的前途变得不至于最坏。因此，我主张一方面坚持对极权主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另一方面，也要与霸权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九、结束语：并不光明的未来世界 事实上，潜在的极权主义者如同病毒一样到处都会产生。但潜在的极权主义者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是需要合适的环境和条件的。幸运的是，有些地方存在合适的土壤，但没有够格的潜在的极权主义者来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而有些地方有潜在的极权主义者，但绝大多数没有找到适合的土壤和环境，因而他们就自生自灭，沦为历史的匆匆过客。然而，由于人类自身仍然处在一种幼年阶段，理性的认识和人道主义的光辉并不能照耀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各种不公正和暴力到处存在，因此这种侥幸总会有不走运的时候。一旦极权主义的病毒找到了合适的宿主，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另一场灾难。 令人忧虑的是，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实在是太快了，快得人类思维的发展和道德的提高赶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大规模杀伤武器不断扩散，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因此，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极权主义阴云，不是越来越淡薄，而是越来越稠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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